《信報》的曹仁超，在上周施政報告發表翌日，就在他的專欄中批評施政報告「一紙空言」、「無同情心亦無方向」，可說一語中的。施政報告沒有片言隻語表現出對香港市民目前這種既無望又無奈的處境有絲毫同情，自然更無具體措施使市民恢復一點信心或希望。施政報告提出四大支柱等大方向，但既無時間表，亦缺乏具體政策跟進，真的是「一紙空言」。
「與珠三角融合」不是方向嗎？二十四小時通關不是已有具體政策嗎？實際上，這個大方向不但已顯得過時，而且推動融合也未必獲廣東地方官員積極配合；這種融合的結果，會不會導致香港優勢的逐漸消失，則更屬疑問。
一月九日，曾蔭權出席商台「風波裏的茶杯」節目時，就有市民來電指珠三角已發展多時，政府現在才大談與珠三角融合，實屬過時。另有市民更直斥施政報告這個大方向「絕對錯誤」，「香港是高成本，珠三角是低成本，專業人士、老闆進去了，我們打工的怎麼辦？這十年八年資金北移，結果香港二十萬人是受害者」，「你們還要融？清醒一下吧」。
這位市民的反應也許有點極端。香港資金北移，是大陸土地、勞力價格極低的自然趨勢，擋也擋不住。然而，香港在中國經濟起飛、特別是珠三角崛起的起始階段，是本可以利用香港的優勢，創造合作雙贏局面的。比如新加坡，九十年代初在中國提出興辦蘇州工業園區，趕搭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列車。新加坡充份發揮的是法治與管理的優勢。但香港沒有這麼做，只是私營企業北上利用內地的低成本進行生產，結果當然是犧牲了香港勞工的利益。
珠三角的崛起，開始時是香港企業的投資所帶動。那時珠三角希望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的聯繫，比如香港回歸之初，廣東方面就對諸如二十四小時通關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並提出政策建議。可是，並沒有得到香港特區政府積極的回應。到了現在，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已經各自走出自己的路子，並不完全依賴香港了。比如廣州着重發展的汽車產業、化工產業，就都不是香港能提供甚麼支持的。據香港大學的珠三角發展專責委員會主席葉嘉安教授援引的調查顯示，在珠三角設廠的廠家，香港廠家向香港購買的生產性服務只佔百分之三十，內地廠家向香港購買的生產性服務只佔百分之十。
因此，現在香港與廣東對合作的冷熱態度已倒過來了。二十四小時通關，現在是香港熱心，而深圳方面則冷淡，最後還是在中央官員親自南下巡視及交帶之下，皇崗口岸的二十四小時通關才得以實現。
未來的融合，相信也絕無董伯設想的順利。
董伯出席珠三角論壇致辭時說，「珠三角區各個城市也明白，香港的世界級金融、商貿和物流中心地位是無可取代的」。這也許就是香港拿來與珠三角融合的王牌。然而，體現這張王牌的條件是法治、自由和公務員的廉潔、有效率。這些條件可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不需守護也會永遠繼續存在的。二十三條立法，與珠三角合作所帶來的貪瀆風氣，將使現有的優勢消弭於無形。
李怡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