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前香港總督彭定康以英國最後一名港督身份，發表施政報告之後破例親上電台回答市民質詢，在香港面臨九七期間表現了負責的決心。新中國董建華政府最初五年蕭規曹隨，但是，「董先生，請你下台」的呼聲在答問節目之中一年比一年響。今年，他終於定下對策，實行避席，充份表現了不必向港人負責的事實。
隋朝末年，王世充割地稱帝，初時厲精圖治，到鬧市也不清道，說要「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百姓上書獻策果然十分踴躍，但王世充只是軍閥，無法應付，「數日後不復更出」（《資治通鑑》卷一八八）。王世充不懂治國，為後人所笑，但他畢竟明白救恤時危不能不順民情。
董建華所治不過是四百平方英里的小城，卻連一年一度花兩三小時跟士庶談談都視為畏途，統治才具可想而知。他對民情有多重視也可想而知。
其實，電台答問可免，施政報告何獨不可免。董建華第一份施政報告「十年內七成百姓居有其屋」的大計，早就給他自己否定了；其後「額外援助孤苦老人」的承諾，也和「香港要成為亞洲曼克頓」等等宣言一起同歸烏有。說到底，施政報告是西方民主社會的產品。不顧民情的施政報告，就如畫虎類犬、刻鵠類鶩，不如不刻不畫。
董建華施政問題上迴避市民質詢，和保安局長劉淑儀最近卧病避過二十三條法案的質詢，可謂異曲同工。當年秦檜給韓世忠質問岳飛下獄原因，一時無詞以對，只有支支吾吾說岳飛罪狀「莫須有（也許有）」，天下於是更加不服。早知韓世忠發難，秦檜一定避席，或卧病在家。天下很多事不是憑一張巧嘴就說得過去的。
所以，劉淑儀雖然有精力打電話給各商會邀他們上書支持二十三條，卻病得不能出席民間二十三條論壇；董建華雖然有空出席一些和尚的唵嘛呢叭彌吽法會，卻無暇上電台答問。
漢朝文帝是一代明主，《史記》說他「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但他有一次徵召朝士賈誼，「問鬼神之本」，談到夜半，唐朝李商隱就譏他「不問蒼生問鬼神」。現在董建華專務以強權治民，明知百姓困乏，卻不上電台問民情，只跟和尚呼神請鬼。這就是新中國的典型吏治。李商隱有知，當後悔下筆對文帝太過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