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和郵票都陌生，縐縐的帶點風霜。寄信的米洛斯已經兩年沒有消息了，大前年的聖誕賀片說人在波蘭，居無定所，我把回信寄到倫敦的老地址去。沒有回音。這回收到的新年長箋說這兩年都在布拉格，六十三歲了，剛續了弦，新夫人比他年輕十八歲，兩口子在首都開一爿小書店，生活比英國安穩些。
二十多年前在倫敦認識他，我們常說笑說東歐人不愛說話，千言萬語都灌進文字裏，連寫信都愛寫得挺長挺長的。他們總統哈維爾的《LetterstoOlga》說得準確點是missives不是letters。米洛斯這封信也跟我前年寫他的那篇＜椅子上的花環＞差不多長短，文采像歐洲仲夏的原野那麼豐沃，荒寒的筆調適度點綴着細膩的溫情。他講英語脫不掉捷克鄉音，筆下的英文卻明麗得驚人。東歐優秀份子用功的程度不輸共產中國優秀的讀書人，有點像五、六十年台灣本土的大學生那麼勤奮。
米洛斯長相真的有點像哈維爾，可惜留了濃濃的鬍子遮掉不少靈秀之氣：「他二月退休，這裏的政治生活又會有些變遷了。六年前肺癌動了大手術，總統的文人脾氣又濃起來了，肝臟也病了。一九三七年老總統馬薩里克走了，我的國家等了那麼多年才等到哈維爾。他在位也十三年了，蠻累的。」米洛斯信上說。
他對捷克、對老總統、對哈維爾的信念深得像信教：受過共產制度扭曲性情的人，愛與恨往往都比較偏激，他常說。哈維爾好多年前迷上一個比他年輕得多的演員，她陪着他熬過肺癌漫長的療程，醫好出院一個星期他們宣布結婚，布拉格一片譁然，駡他《給奧爾加的信》裏的愛妻奧爾加剛去世一年就續弦。「我說他文人脾氣又濃起來，也許並不貼切。貼切的說法也許是身邊DagmarVeskrnova的青春逼人太甚，年邁的總統深深意識到聚光燈的焦點沒有可能不集中在她身上了。」米洛斯說。「我的Dagmar縱然年輕漂亮，我畢竟不是台上的總統，是床上的尋夢人。」
他跟哈維爾一樣，生在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老早劃入布爾喬亞類別裏，不准接受高等教育，苦了好多年，終於盼到了共產主義破了產，祖國翻了身。哈維爾在戲劇界混口飯吃的時候米洛斯在布拉格一家出版社當學徒；哈維爾六十年代寫喜劇出名的時候米格斯在布拉格畫廣告畫；哈維爾隨着布拉格的春天走進寒冷的地窖走進牢獄的時候，名作家昆德拉出國去了巴黎，米洛斯隻身逃到倫敦：「那是我們命運裏早設下了的魔鬼的圈套」。
讀完遠方寄來的這樣一封長箋，我彷彿又回到了米洛斯倫敦那所荒舊的老房子：波希米亞餐酒澀澀的酒味散發鄉愁，長廊上淡淡飄着帶點霉氣的泥香。我想起老總統走過布拉格的查爾斯橋，想起哈維爾的《給奧爾加的信》，想起他兩個月前在紐約的演說：信仰民主的詩人必須讓政治廟堂聽到他的聲音，卻不該期望民主會演變成一首詩。
（圖）JeanneRasdolsky藏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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