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已經過去。在這一年裏，多數香港人和香港一樣，徘徊在痛苦和迷茫當中。
除了李麗珊、傅家俊和趙詠賢等體育健兒，為香港贏得四金六銀十一銅有史以來最多的獎牌，讓大家獲得短暫的精神振奮外，香港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民生表現，幾乎可說是乏善可陳：董建華的民望繼續下滑、特區政府管治權威進一步削弱、財政赤字持續惡化、失業率高企不下、經濟民生疲軟及通縮狀況無法有效遏止……過去一年情況尤其令人憂慮的是社會信心指標的低迷、民心的失落、民怨的積聚、社會對立和分化的現象逐步顯現，說明香港這一條船正在下沉。
第二屆特首產生過程和董建華連任，是香港「一國兩制」最大的政治鬧劇，小圈子推舉出來的行政長官，代表的仍是極少數政治、經濟利益集團的權益；「商人治港」的政治模式，由一個失敗商人去演繹只能說明更難得到認受性；部長問責制的強力推行，是迴避根本問題所採取的折衷，又怎能有效挽回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回歸踏入第六年，董建華政府不但無法展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風采，缺乏管治能力的固有缺失且有進一步加劇之勢，諸多施政措施的決策和貫徹過程中，甚至被國際輿論譏稱為「智力不足」；這種「智力不足」，在二十三條立法問題上就有「淋漓盡致」的演出。
「一國兩制」條件制約下的香港，充其量只擁有「鳥籠政治」的狹窄空間，不完全的「政黨政治」空間難以產生出足以代表民意的政治領袖；被個別極左人士指誣為「病態聖徒」的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在特定形勢下成為新的「香港良心」代言人。宗教界人士被迫問政，是對高度自治空間受到壓抑的一種抵抗。董建華政府對形勢的認識總是有令人震驚的笨拙，二十三條已經成了自由世界與非自由世界最後一道邊界，原本已經脆弱不堪的「和諧共治」政治氛圍不復存在，這個政府就必須要為社會日益加劇的分化負上最大的責任。
北京對香港曾抱予諸多一廂情願的幻想一個又一個破滅，有形無形「干預的手」正在躍躍欲試，董建華刻意表現的「講政治」熱情愈搞愈爛，反而增加「北大人」對香港的憂慮。朱鎔基專程來港打氣，港人無法因此重新譜寫「香江名句」，也不能真正地振奮對前途的信心；長此以往，香港極有可能成為北京的「負資產」。對於當年究竟誰才是香港「千古罪人」的爭論，中南海袞袞諸公似乎也應該開始重新找尋新的答案。
雖然香港數十年形成和累計的優勢正在「陰乾」，我們仍然期望香港奇迹再現，仍然期望香港還具有自身的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能力；但經濟結構性的困結、政治進入持續的波動期、社會缺乏足夠的共識和凝聚力，香港可以怎麼辦？董建華接連擔任兩屆特首，其治下的香港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地出現「十年浩劫」，失望的香港人正在擔憂尚餘的四年還有「新猷」。
新年新希望，新希望就寄託在六百萬市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