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社論都對政府最終不敢在來年大幅減公務員的人工，不以為然，並批評政府又一次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批評容易，細看各類事實，就知道想大幅減薪是難乎其難，而港府吹出聲氣，製造民主，企圖藉此壓迫公務員就範，更是搬起石頭打自己腳的行為。
最基本的是莫如受到基本法第一百條的限制，凡是在九七年前入職者，都有權利以不低於原來的薪酬及福利標準受到聘用，依據這一原則，就算減薪成功，一年只是節省七十億元，是不能在根本上改變財赤的局面，是彰彰甚明的。商界見公務員人工偏高，條氣唔順，要求公僕先減薪續同意加稅的願望肯定要落空了。
如一開始就明白此路不通，阿松就不應一早自作聰明，「講大咗」，然後發覺做不來，啞子吃黃連了。大家記得早幾年也有財赤，曾蔭權年年大叫「狼來了」，叫的亦只是加稅，不是減薪。阿松就對全盤政策欠缺周詳，草率地講出一己不熟的想法，以為可以造成時勢，迫人就範，活該苦果自嘗了。
王永平搞的薪酬水平調查新機制，學者說最少一兩年，這是合理的，對大多數中下級公僕，一份人工就是生計，要減也要令他們氣順，否則後果難料。
但如此一來，06至07年始是新薪制開始的時刻，又何來解決財赤的可能？朱總在港時曾說誰為香港的經濟困境定下解決時間者，只是江湖郎中而已，指的是誰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