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王家沙在你那個美食坊開了分店。」倪匡兄說。
「生煎包做得不錯。」我說。
「那是香港人的叫法，我們不叫生煎包，叫生煎饅頭。」倪匡兄說：「王家沙從小就去吃，記憶猶新。」
「饅頭的皮是吸水的，怎麼做得裏面都是湯，也真有學問。」我說。
「是呀，」倪匡兄說：「我們吃生煎饅頭還有學問。從小學會先咬一小口，吸了湯才吃掉，每次看到別人濺得滿身都是，就回家講給家人聽，大家哈哈大笑。這種事講個一百遍，大家還是照樣哈哈大笑的。」
「在淮海路上的那一家小店的包子，也都是汁。」我想引誘他回來東方。
「是嗎？」他說。聽語氣，無動於衷。
「現在上海人開始學會欣賞自己的食物了。」我說：「受廣東海鮮影響的時期已過。」
「那不叫廣東影響，那叫暴發戶影響。」倪匡兄說：「發展中的都市，都抗拒不了鮑魚、龍蝦的貴格東西，吃多了也不覺稀奇，就找回家鄉味了。」
「這才是好事，」我說：「不然做法都失傳。」
「做法可以找得回來，材料就不一定。」倪匡兄說：「像黃魚，我們小的時候看到黃魚游來，水上一片金黃，那麼多的魚，也能吃到絕種。中國人真厲害。」
「現在還可以買到小的，很新鮮。」
「那叫小黃魚，不叫黃魚。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魚。」經他那麼一說，我才知道。
「三藩市有黃魚吃嗎？」我問。
「沒有，」他說：「來了這裏，有甚麼魚，吃甚麼魚。」
就是那種態度，才在美國活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