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五日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大遊行，人數遠遠超過了發起組織估計的五千人，警方於是警告李卓人要遵守法律，不但當場口頭警告，還要事後書面警告。
為甚麼溫良的警員要警告李卓人？為甚麼指責他不守法？是不是警方支持二十三條立法，所以威脅反對人士及團體，使他們不敢參加遊行？不是的，問題是出在惡法。
《公安條例》訂明，超過三十人的遊行，必須依照法定程序通知警方，待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警方的「不反對」可以是有條件的，如果遊行違反了這些條件，就會變成非法遊行，主辦者及參加者都屬犯罪。
通常，主辦人向警方發出通知書時，要向警方說明遊行路線、人數等具體細節，而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就會把這些具體的細節列為條件，一旦違反，即屬犯法，警方有權提出起訴。
李卓人的通知書自然提到預計遊行人數是五千人，這個預計循例變成「不反對」的條件。六萬人上街，自然違反條件，法律上，自然李卓人有被檢控之虞。可能警方同情遊行人士，可能警方不同情，但有甚麼選擇？違法就要受到警告，甚至有些人認為，有證據就要起訴。
警方有權事先知道遊行會有多少人，以便調派人手維持秩序，這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將預計變成條件，而訂立法例把失去預算變成罪行。有人認為，法例設立有上訴機制，不同意任何條件，大可上訴。但這說不通，別說現實條件往往時間上不容許，即使可上訴而不訴，定罪的原因也是將失預算視為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