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在二十國集團第四次部長級會議期間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將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之前，中國財政部部長項懷誠在香港出席第十六屆世界會計師大會時也表明，中國有必要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
這使筆者想起今年年中時的情況。我於六月十一日在本論壇發表的《宏觀經濟政策或調整》中引述了項懷誠部長在當時講的一番話，他明確表示積極財政政策有負面影響，每一筆赤字和國債的增加都為今後的通貨膨脹種下禍根，認為是到了考慮是收縮還是需要再擴張的時候了。幾乎同時，戴相龍公開表示，若積極財政政策逐步淡出，則貨幣政策的作用就要發揮，中國將增加貨幣供應量。根據這些信息，當時我估計明年中國有可能調整宏觀經濟政策配合。如今，最新信息給了相反提示：明年新一屆政府將繼續維持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配合。
這一轉變不是因為中國的財政赤字和累積國債的規模尚未到危險邊緣，而是因為中國內地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又一次達到危險的臨界點，必須盡快降下來，但是這些銀行的體制改革可謂積重難返，不良貸款易增難減，只能採取比較消極的辦法即控制信貸增長來控制不良貸款。於是，繼續執行擴大內需的方針便只能繼續主要由財政政策來落實。換言之，中國政府決定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配合，是含蓄地承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存在嚴重隱患。
但是積極財政政策有局限性也有臨界點。所謂「局限性」是指它較難對個人消費持續地產生刺激效應，而中國內地通縮復燃的主要原因正是個人消費需求欠旺。所謂「臨界點」，則是指財政赤字和國債積累到某一水平勢必對宏觀經濟產生抑制效應。項懷誠在世界會計師大會期間的一個公開場合回答問題時，固然否定了歐盟的《馬城條約》關於其成員國每年財政赤字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不能超過百分之三的規定具有普遍適用性，但他自然明白任何一國政府不可能一直靠赤字和負債來過日子。
總之，人們必須仔細觀察：今後究竟是中國政府負債狀況迫使她調整積極財政政策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取得突破而讓她得以改變宏觀經濟政策配合？二者對於中國經濟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