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六六年四月我旅居新加坡期間認識了一位開貿易行的美國猶太人。四五十歲，頭頂禿得發亮，鷹鈎鼻子又大又紅，鬍子花花白白修剪得很考究，圓圓的金絲眼鏡罩不住那雙眼睛散發出來的犀利之光。我們在一個畫展的酒會上認識，一起站在一幅油畫前打開話題。他說他收藏了三幅李曼峯，還有徐悲鴻的馬和椰子園。他想起在紐約見過韓素音：「美得教我大醉三天三夜！」他說。「那年夏天，我一口氣讀完她的好幾本小說。」
他的家就在展覽廳後面一條寧靜的小街上。也許是喝了幾杯雞尾酒談得投契，他和他的新加坡女朋友硬拉我到他家裏看畫。我從小看慣李曼峯的油畫，讀中學的時候還在亦梅老師家裏見過李先生。猶太人家裏那三幅作品都是我熟悉的公雞、金魚、裸女，徐悲鴻畫的椰子園反倒新鮮濃烈得驚人。天快黑，我告辭的時候他說明天是四月十九日HolocaustDay，他請了幾個朋友到家裏來吃飯，要我也來嚐嚐他的手藝。我說我過兩天起程去越南，挪不出時間了。
我是七十年代讀了好多關於猶太知識分子的資料才體認到Holocaust那段猶太痛史。四月十九日是以色列僑居各地的猶太人紀念一九四三華沙起義的節日。一九五九年以色列議會通過的法定紀念日其實是逾越節之後五旬節之前的尼散月二十七日，舉國慶祝猶太民族和猶太政府生生不滅，中文譯為燔祭節。我當年在倫敦SOAS的酒館裏聽到一位猶太老人大談一九三三到四五年納粹殘殺六百萬猶太人的幾則故事，像看了一場電影。隣桌一位英國研究生說：「我感興趣的是holocaust對整個歐洲當代人文的啟示！」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茲（ImreKert?z）的holocaust作品關心的原來也不是那個歷史時刻發生的悲劇，而是整個holocaust現象對歐洲和對人道理念的啟示。我始終沒有讀完他的書。沒聽過名字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我通常都提不起興趣細讀。我的文學品味向來是很個人的一股傾向，不太願意趕時髦。突然得獎突然流行的作家，我最想知道的通常是他們的生平，萬一這位作家「美得教我大醉三天三夜」，我才會「一口氣讀完她的好幾本小說」。
那天碰到鄭樹森，我們談起凱爾泰茲，過了幾天他給我寄來他寫的＜他不是頂級的＞，還有一篇《倫敦時報文學增刊》裏的＜WhoisImreKert?z?＞。鄭樹森把holocaust文學譯為滅族文學，說納粹集中營倖存者早年寫過幾部上乘的滅族文學，可惜他們都早死：意大利的PrimoLevi自殺死了；羅馬尼亞的PaulCelan自沉於塞納河；波蘭詩人TadeuszBorowski開煤氣自盡；諾貝爾文學獎錯過了他們，今年只好給了這個不是“topwriter”而只是“oneofthebetter”的凱爾泰茲。我想起新加坡那個猶太商人見我在他家看不厭徐悲鴻的畫，忍不住下了這樣的斷語：「李曼峯還在山腰上，徐悲鴻站在山頂了，高一大截！」
﹙圖﹚徐悲鴻為李家應畫小品《水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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