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初開學，本地最激進的反教育建制爸爸梁志光，又再度受到教育署的壓迫，要求立即讓女兒梁道靈重新入學。梁志光的堅持，焦點恰好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新著名稱《為什麼孩子要上學？》（台北時報出版，2002）不約而同。
文化評論員 湯禎兆
這一個問題其實已困擾了好幾代的人，遠的不用說，就單純以入了現代學校文化制度後為例，梁志光的聖經寶典，極可能就是IvanIllich的《DeschoolingSociety》。書中把學校制度化後種種偏離了教育原意的虛妄，以及其中非人化的「降格」坦陳披露，成了一代人追求公開教育又或是所謂的無圍牆教育的論據基石。
當然更嚇人的有巨哲傅柯的深入反思，他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在在把學校、工廠及監獄的管治手法並列對照，成為對現代文明極徹底的一次批判。而法國剛去世的社會學大師布赫迪厄對教育系統也毫不表信任，努力把其中的威權運作模式道破，以喚醒世人的關心。在這一點上，梁父委實絕不寂寞，而且堪稱一直與哲人同路。如果要和教育署的官員公開論辯，相信梁父絕對能侃侃而論言戰對手而毫無難色。
大江健三郎從自己的經驗入手，道出童年時因深信在四國鄉間的森林游竄較上學更有用處，所以便自行決定中止再上學。直到一次在森林中因迷路而染上大病，在生死邊緣徘徊後，大病好轉才刺激自己產生另外一重體會：就是人與人接觸的元素，較具體的學習內容來得更形重要。事實上，他提及的自學歷程，其實諷刺地和現在教改最抗拒的方向不謀而合，就是強記背誦。他在〈抄寫〉一文提到自己一看到吸引自己的片言句語，便會抄下及背好，久而久之即成了自己過目不忘的心中寶典。原來方法從來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反而在整個教育系統中，最誘人的仍是一大群同班同學共同度過日子的樂趣。所以大江健三郎的呼籲理據，正好在於：「所以我們必須到學校來，大家一起讀書、一起遊戲……」
是的，無論我們如何批評教育制度千瘡百孔，但總不能失掉對人的信心。中大的盧瑋鑾教授在紀念榮休的電視特輯《情常在》中，正好為我們對迹近忘懷甚或信心盡蝕的師道重新打氣。道以人存，即使在最不合理的教育改革環境中，始終仍有不少人在堅守崗位。甚或再退一步去設想，遇不上啟蒙老師也總有一些同甘共苦過的同窗。如果連這微末的盼望及信心都不存，那麼教育對這一個人來說，真的可謂再沒有甚麼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