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共十六大人事變動在閉幕前已是公開的秘密，十六大一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卻引起了香港輿論又一次的大肆唱好。對甚麼老一輩的領導完全無私的退出政治舞台，甚麼年輕化、知識化、平民化、非革命化、集體領導，對甚麼在二○二○年「全面推動建設中國大陸的小康社會」、國民收入再翻兩番，全盤接受，完全沒有批判。究竟那是對中國問題無知，還是掩飾中國的問題，營造天下太平、明天會更好的假象？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陸德泉
首先，大部份評論對十六大人事變動的分析是互相矛盾的。有的分析胡錦濤接班的總書記，究竟是強勢領導還是弱勢領導？究竟他有沒有自己的班底？是大權在握，還是在江澤民軍委主席的無形和有形的操縱下運作？然後，現在的政治局究竟是中央部委操縱還是地方黨政大員主導？彷彿地方大員的影響力大一點就表示中國的政治發展更健康一點。
其實，無論所謂的強勢弱勢領導，還是集體領導，說的都是強人政治和寡頭壟斷政治，是剝奪民眾參與的政治。無論他們奉行的是「計劃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三個代表」，他們的政治方針和制訂的政策只是反映當權者之間和特殊利益集團互相討價還價的產物，而一般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根本無法參與。而這些政策往往以當權者的權力意志和政績面子，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為依歸，而以犧牲民眾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為基礎。
所以，更多地方黨政大員入局，表面上是平衡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平衡地域的利益差異。這個政治安排只是反映現實政治的考慮，多於容納廣闊的政治參與和糾正失衡的社會力量。
這些地方黨政大員，既是官僚，又和地方的特殊利益集團關係密切。過去的經驗反映，地方官僚好大喜功，對政績和面子工程的重視，比老一輩領導更「青出於藍，勝於藍」。上海要建全球最高的摩天大廈，要試驗全球首個公共運作的磁懸浮火車等等，表現的「政治勇氣」和付出的經濟代價完全是超越發展中國家可以承擔的。
地方黨政大員往往與他們在領地推動的產業經濟關係密切。所以，他們在政治局內，可能更多反映他們支持的產業的經濟精英的利益，而不是區域內分化嚴重的社會利益和弱勢群體的利益。所以，在現存的精英壟斷的體制下，區域利益的代表體制模糊了分化嚴重的社會利益，不但沒有糾正不平衡的社會利益代表體制，反而鞏固了地方的特殊利益集團對政治經濟的影響。這特別有利於沿海的發達地區和依賴外貿的利益集團推動中國全面開放市場，無視開放進口對廣大勞工和農民的嚴重影響。
最後，「全面推動建設中國大陸的小康社會」、國民收入再翻兩番這些說法，只是再度鞏固和強化狹隘的發展的看法，試圖以保持經濟的高速發展來拖延和轉移社會矛盾，甚至用以鞏固社會穩定的大旗，來鎮壓社會的不滿聲音。
中國本身的經濟社會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入世的衝擊正在進一步激化這些矛盾。十六大的援引資本家入黨，加強地方利益代表，只是鞏固和制度化當前的權力關係，加強政治和經濟精英的壟斷地位，工農的利益不但沒有代表，還將會進一步受到漠視和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