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日子旅行，總揹着一整個鋪子那麼多的攝影器材。長短鏡頭、廣角微距鏡、偏光濾色鏡、閃光燈、各種鏡頭的遮光罩、兩部相機（其中一部是儍瓜機）、四十多卷膠片，還有一台錄像機和幾盒錄影帶。
這許多東西湊起來，足有一頭大象那麼沉，要扛起來得用起重機。這樣子去旅行，可比得上穿越沙漠的駱駝那麼吃苦，我只差背上沒長着肉峯（一個或者兩個）。
現在圖輕便，帶上28-200一支鏡頭，挺多添17-35的廣角鏡就算數，再加一條禾稈也受不了。這樣子天天跑遠路，也身輕腿快，好像長了對翅膀的千里馬。
豬朋甲更瀟灑，相機從來少帶，要是不用小便，連鳥也留在家裏。只是有一次去上海，一反常態。整整三四天，從早到晚八方跑，光跑古董店，跑了繞地球一匝那麼多的路，他就為了買個古老時辰鐘和一張床。那張床也許杜月笙在上面躺過抽過鴉片，跟他的女人睡過。某甲對它實在情有獨鍾，天天不歇奔忙，四出打聽怎麼把它運回香港來。千方百計，向生張熟李左求右托，結果亦只能把床運到樟木頭外父家，自己享用不到。
至於那座重半噸的時辰鐘，到家一下子就壞了。某甲費了好一番心血買來的古物，轉眼間都變作廢物。錢白花了幾千塊，這兩件破貨正是洋鬼子說的whiteelephant（白象），大而無當。那一回他當真是扛着兩頭白象走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