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曲終人散，第四代的領導班子──政治局常委也產生了。香港與海外的觀察者所關注的問題是：新班子對香港是否熟悉？是否了解？對美政策會不會因內部權力未鞏固而屈從於軍方的鷹派勢力？對台灣的政策會不會因台灣的台獨趨向而反應過激？
總的來說，是江澤民、錢其琛退下以後，他們對新班子的涉外政策還有沒有或有多少影響力？
不久前，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日報》網站特約評論員朱鋒接受訪問時，曾用「理性」來概括江澤民過去十年的對美政策。他認為江澤民的「理性」政策既有個人因素，也有時代背景。個人因素是他是自毛、鄧以後，新一代技術官僚領導層的代表，他們這代人更多的是對現實的關注，不會受特定主義的支配；時代背景是中國已愈來愈走向世界，對事情的處理也愈來愈與國際社會的期望一致。
朱鋒舉例說，一九九六年中國針對台灣的導彈試射之後，不論是台灣的「兩國論」，陳水扁當選總統，或是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的主張，中國都再也沒有表現出類似（試射導彈）的作為，就是因為經過理性判斷，認為這種方式的效果適得其反。
再如南聯中國大使館被炸，和去年四月中美飛機擦撞事件，朱鋒認為，如果是毛澤東主政，中美關係很可能會倒退到一九七五年以前的水平，但江澤民主導下卻非常謹慎地處理這些意外事件。
筆者認為，朱鋒講的兩個因素中，個人因素並非重要。因為一九九六年中國對台試射導彈威脅，也是江澤民主政下的行為。真正的原因是時代背景。而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中美關係的影響。
中國無論在外資投入、對外貿易等方面，這十年來對美國的依賴已愈來愈深。中國社會「向錢看」的發展，離不開與美國的關係。在國際事務上，美國作為超強獨大的國家，影響力無與倫比，因此中國不能不「謹慎處理」涉及美國的對外關係，包括台灣問題在內。所謂「謹慎處理」，就是一定程度的容忍。因此，只要美國的因素存在，未來台灣除了不能宣布獨立（美國不支持）之外，任何與中國大陸分離的言行，中國都會較低調處理。絕不是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所估計的，「戰爭差不多一定會發生」。第四代領導人也無法擺脫這個「時代背景」的影響。
至於香港，第四代領導人肯定會更傾向於「對現實的關注」，他們不會基於個人關係而特別支持董建華，也不會有甚麼政策特別照顧香港特區。董伯能否順利任滿這五年，特區能否度過經濟、政治的困境，須依靠自身的表現，再不能依賴「朝中有人好做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