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老師的個人歷程，正好是一微細卻道地的香港故事。當特輯中有學生在講座中以為殖民地文化才是香港正色，其實不急，且看看身邊的老師，又或是翻多兩頁書才再說也不遲。
是的，過去的作家電視專輯往往以白先勇等人為對象，其實正好一次又一次錯過了讓我們重新認識身處環境的機會。我和老師不同，不一定以為中國文化的斷層或承接是最迫切的教育問題，反而下一代由始至終建立不到分辨好壞的審美能力，才是從事文化教育最艱苦困乏的險境。因為沒有足夠的文化基礎教育，所以長大成人的受學者也不敢站起來高呼策劃一個關於小思的特輯，較其他海外作家來得迫切及重要。而面對普及文化的洪流，也不懂得如何擷取選擇性的養份，來豐富自己的視野及世界觀。
我清楚憶起在一頭栽進日劇書寫的日子裏，忽爾看到小思老師一篇原刊於《中國學生周報》的〈從日本電視片集說到愛國〉文章，才重省我們這一代非政治性的書寫傾向。同樣的潮流書寫，相隔廿年驀然出現截然不同的關注焦點，曲折地映照出不同鏡頭採景下的香港故事（即將來臨的星期天仍有小思特輯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