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銳導演的共性，大抵還不難明白；只是在撇開了相若的背景後，更有趣味的反而是同時代下的個人殊性來。
還是國際上最著名的賈樟柯說得好：「西川有句詩：烏鴉解決烏鴉的問題，我解決我的問題。」（他的兩作均有入選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編修的《經典200》內）所以在他眼中，無論是張元《北京雜種》的躁動好，又或是王小帥《冬春的日子》的疏離好，都不再試圖為一代人發言，因為他們只有權力代表自己，也僅僅能夠代表自己而已。而這種個人私密化傾向，把國內過往甚麼也採用歷史化的大論述迷思予以解放，重新釋放自己出來，不啻是一正面的人性展示催生劑。
姜文早於《陽光燦爛的日子》明言個人記憶之殊不可信，且由《芙蓉鎮》開始一直去改對白，到《紅高粱》就連道具都要照管──當中均清楚展示個人獨特的狠勁及判斷力。反之賈樟柯及王超愛用的長鏡頭風格，則又或多或少反映出他們較為內歛且欲向對象加以凝視的角度，供人物展露感情起伏的歷程。從大歷史中解放，其實也是我們作為觀眾所熱切期待的中國電影轉化歷程；惟其如此，中國電影的導演論（而非主題論）才會更添姿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