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王陽明和弟子經過一個巿場，聽到兩個人在對罵。王陽明就對弟子說：「他們是在講學啊。」弟子不解，問：「他們分明在吵架，怎麼能說講學呢？」王陽明搖頭晃腦：「你沒聽到甲說：『你沒有良心』，乙就回敬：『你沒有天理』嗎？講天理，講良心，這不是講學，是甚麼？」
隔岸看電視，這些天，明星們忽然都「講學」了，都講天理，講良心，講得義正辭嚴，難得巿民同受感召，紛紛致電影視處投訴，合力創紀錄。「有血性的人，都應該燒掉這本書！」梅艷芳好像這麼說。「有良知的人，都應該罷買這本書！」大粒癦議員好像這麼說。
不但講良心，講天理，還講血性，講良知；社會，充滿正氣和希望。然而，有一個小小的骨節眼錯了，這不是「書」，這是「雜誌」。一本書，一齣電影，假如那還算是完整的書或者完整的電影，大概都有個主題，這個主題，有血性，有良知的人可以不認同，可以唾罵。
「雜誌」不同，雜誌是一件載具，綜合性雜誌，像一輛巴士，乘客，或者說服務員和管理員，有好有壞，兩三百人，全擠在一輛車上；無奈這輛車，卻由幾個人掌舵。開車的，四出撞人，罪大惡極；但乘車的，那些打字會計美術校對，甚至沒資格進入「駕駛室」的編採人員，有甚麼罪過？
就因為這車撞人輾人的時候，這兩三百人平添了車的重量？那巴士撞人，為甚麼不懲治乘客？巴士要吸引人，會僱人在車身髹彩，作者，就是這些漆匠畫匠；當然，也有些好的，有些壞的。
在離那個「天地不容」的封面不遠，接近封底的地方，我刊了一幀照片：一個越南小女孩，站在破船篷上伸手向遊艇上的人要錢，她的臉，告訴我們生活好苦澀好艱難。我好希望有血性，有良知的人去關心這些人，這些事。
抽出那幾個「司機」殘殺就夠了；做戲的，思慮欠周密，可以理解；做騷的，像大粒癦議員，以煽情煽動為務，像甚麼話？買不到那本雜誌，大粒癦大概也沒出書，要消氣，只好燒明星們的影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