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教資會資料，八所高等院校用於研究方面的開支，少於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零點四，故此不少人建議政府應在科研方面投放更多資源和集中資源。香港缺乏科研撥款是事實，但最致命的是政府和各院校不理現實環境，將有限的寶貴資源錯配，以致造成嚴重浪費。
林本利
理工大學商業學系副教授
現時香港的大學教育十分封閉，沒有向內地和海外生開放，百分之九十八的學生來自本地。故此任憑本地學生如何聰明和資質高，恐怕亦很難找到足夠的合適學生進入八所「研究型」大學（包括教院）。加上不少優秀學生往外地升學，本地合資格進入「研究型」大學的學生買少見少。
事實上，即使向全球開放收生的國家，國內屬研究型的大學只佔少數。美國千多所稍具規模的大學，只有百多所屬研究型；英國百多所大學中，同樣只有一、兩成在科研上較有成就。其他如中國內地、歐洲、澳紐等地的情況也相若。
但偏偏在香港這彈丸之地，卻要出現八所「研究型」大學，各院校追求的目標一致，要在科研出版方面超英趕美，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其實教資會早已指定三所大學為「研究型」大學，其他定性為「教學型」，各院校本應安守本份，各自分工。但問題是在撥款機制上，教資會預留約兩成的經費，給各院校在科研出版方面競逐。
過去十年，教資會每隔三年便進行研究評估（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決定未來幾年的撥款分配。每次研究評估要求各大學教員交出五項研究出版著作，以決定是否屬於活躍研究員（Activeresearcher）。大致上四年出版一篇「一流」（AGrade）著作，或兩、三篇「二流」（BGrade）著作，便屬於活躍研究員，為大學取得一分。
我們不要輕視每名活躍研究員所得的一分，根據資料顯示九六年時，每得一分可以為大學每年帶來近一百萬元的科研撥款。九九年時由於各大學的水準都全面提升，活躍研究員湧現，每一分的價值跌了一半至五十萬元。
由於科研有價，各院校自然要努力爭取這方面的收入，故此便以重金禮聘海外學者助陣。一些「教學型」大學，亦大量聘請講座和客席教授，甚至辭退幾位助理教授請多一位專業教授，希望藉此提升科研水平，與研究型大學爭奪資源。
有人指出個別院校把原本屬於教學的經費，轉作聘請毋須教學的科研人員，結果影響到整體的教學質素。
至於這個研究評估，全屬黑箱作業，每次採用的評審標準都不同，並且從不向外公布，以致大學教員不知哪些屬於被認可的著作。
評審標準鼓勵大學「收買」而非訓練本地科研人才，亦鼓勵學者「合作」和「分享」著作，不鼓勵「個人」創作，因五人寫一篇文跟一人寫一篇可以得分相同。制度鼓勵大學研究抽象理論和外國經濟及社會問題，多於照顧本地社會的真正需要。
在教資會的撥款機制下，各院校教員一窩蜂從事同類型的研究，希望能夠達到標準。當其他「教學型」大學在研究方面冒起，研究評估的得分直逼、甚至超越「研究型」大學時，教資會便指摘個別院校研究過多，不務正業，更突然叫停今年的研究評估，令撥款失去最新依據。
在教資會利誘下，各院校過去幾年生產的一流及二流著作，恐怕超越不少英美著名大學。研究水平全面提升，但這是否符合現今香港學生和社會整體需要？又是否能夠遏止優秀學生外流？本地大學訓練的博士畢業生，不少因著作不足而無法入行，要申請消防和海關等職位。
除了每三年的科研評估外，每年教資會都有預留數億元的科研撥款，給各院校提交建議書競逐。由於撥款不足，不少很好的建議書只能被列作「值得資助，但無錢資助」，以致香港失去一些有用的研究。
很明顯，現時大學科研撥款機制出現資源錯配的現象，虛耗教員的時間，並不符合學生和社會整體利益。教資會實應作出全面檢討，不要一面鼓勵院校從事世界級科研，一面指摘它們背離本身教學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