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兩大高官不停為二十三條立法辯護，一時偽君子一時真小人，一時講寬鬆，迹近皇恩浩蕩；一時明刀明槍，霍霍有聲，來副殺無赦的樣子。擾攘間，葉劉淑儀和梁愛詩到底露出了政府的尾巴。
這尾巴，是藏不住的，套用張文光批評區義國的一句：「她們說不清，是因為她們知道真相」。
真相是，第二十三條既然牽涉國家安全、國家機密，定義為何，當然由國家即是北京來定奪。國家安全與機密，牽涉國防，國防不但包括抵抗外侵，也包括防禦內敵，而《基本法》寫明，國防是中央的事。
也即是說，這二十三條立法事宜，港府最終是向北京「問責」。但董建華政府卻也不敢如此粗暴地坦白，於是，以「普通法精神」包裝之，由葉劉淑儀帶頭推銷。
政府的輿論經紀首選，是這名事無大小都可振振有詞的保安局局長，而非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或原也該關事的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值得注意的，是至今未見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就二十三條吭聲。
葉太一開始把話似說得頭頭是道，幾乎就贏得打了漂亮一仗的讚賞，但日子有功，一個人自覺口齒伶俐，會容易上癮至亢奮，葉太終於說漏了嘴，在公開回答民主黨質詢時，說中央對何謂國家機密的意見，「有一定份量」。
這句話也許已照顧了香港社會的弱小心靈，說得外交地客氣了。最粗暴的真相，是視乎情況，中央在這方面的意見就是聖旨。
同樣令人不安的，是有議員指政府一邊諮詢一邊修改，或引起混亂，葉劉淑儀答：「以我今日講為準！」她是誰？天大的法律事宜，主題是法治，怎可以以人治先行，誰能擔保明日的誰不會打倒今日的誰？
講法律，原該由梁愛詩出面，但梁氏自胡仙事件後，已有「公關災難」的形象。在諸般傳媒批判中，她宣布就謝霆鋒給判刑太輕，要求司法覆核，無可避免地造就一場仿似律政向輿論壓力低頭的局面。
這一幕，卻不怪梁司長，律政得經深思熟慮，不可能與新聞界鬥快。同樣不怪梁司長的，是她在報業公會的聚會上「亂噏」，她不過是不懂外交委婉辭令，確認媒介頭上有一把刀，代表政府老老實實地擺出一副真小人姿態罷了。
梁愛詩說，說者擅取資料之謂偷。但常言確有道，不問自取是為賊也。也有說，偷者，是為個人利益，記者之偷是為公眾利益，故不算偷。這樣說，有點矯情，記者得獨家故事，肯定關乎個人在報館內以至社會上的光榮。癥結不在是偷不是偷，而是記者取得資料後，編輯敢不敢將之「出街」。
梁愛詩講法律，忘了的是人文精神，新聞界作為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新聞自由也就成了社會的最後防線，因為新聞自由且包含了言論、表達以至學術自由。當權者豈能一句「偷」，就有把刀劈下來的理由。
有資深政論雜誌編輯，周前在《信報》撰文評論道，二十三條立法後，「可以預料自律會演變成一種社會習慣。」這自律，說的該是自我審查。明光社等常要求傳媒自律，可沒有要求媒介自我審查，兩者有大分別。
像報紙不把色情血腥故事誇大放在頭版，那叫自律，自律即是自愛。但報館為自身利益不想得罪權貴或大財團，不報這個不評那個，就是自我審查。當中分別，不能混淆大眾。
毛孟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