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梁錦松先生，曾在母校香港大學答問時，公開承認自己唸大學時，屬於「國粹派」。這不禁勾起我遙遠的回憶。我比梁先生低班，但相信自他畢業打後的五年間，校園裏的派別也差不多模樣。
那時，學運中概分為「社會派」及「國粹派」。
「社會派」自然是以關心社會、批判制度，甚或改造社會為學運的主流和路向。「國粹派」則是以認識祖國、關心祖國為學運的總方向。認識祖國，當然也包括認識社會主義新事物。
「國粹派」，自然是「社會派」給他們起的名堂。沒有誰會自稱為「國粹派」。那時港大畢業生仍是蛋糕頂層的忌廉，祖國仍是國力初起，政治運動連年的時候，尼克遜剛訪華及乒乓外交後不久。現在可公然認是國粹派，真的時日不同了。
不過據聞梁先生當年確較親「粹」。這總沒有很多忽然愛國的人士或一些高官首次過羅湖橋時，突然心如潮湧般的無厘頭，彷彿初次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既說愛祖國，就不論她民主不民主也要愛。那麼為甚麼那麼多達官貴人經濟改革開放後，甚或回歸後，才高調地愛國。
當年正掙扎着在國際間嶄露頭角的祖國不是更需要我們關心、愛護嗎？
可以肯定的是，一個富強而充滿機會的祖國是很容易去愛的。
（編按：譚詠康醫生請假四天，勇牛理暫代。）
勇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