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霆鋒案，筆者也有批評，認為不公平，而且有其他不良的後果，是裁判官所沒有留意到的。筆者在十八日的文章中也強調，筆者的資料與大多數人一樣，是從報刊上得知，沒有看過感化官的報告，所以筆者其實無從判斷此案的判刑是否合理，輕判的理據又是甚麼。
筆者說自己是寬容的人，有網上回應說不以為然，因為筆者行文亦有很多刻薄兇狠的文字，但這只出於對邪惡力量的疾恨，不是人人一樣。筆者也曾短時期執法，有一種觀感不知道其他執法者有沒有相同經驗，就是當與犯人接觸多時，反而生出同情，又反而都望他?她被輕判。
說遠了，謝霆鋒案現正上訴，就讓法庭作專業的決定，決定的理據要公佈周知，要能服眾，便算了，大家應避免在這時刻以一己的觀感作判斷，造成輿論審判之勢。
筆者最關注的，反而是這件眾所周知的案例對執法者的影響，特別是非常依靠證人證供的廉政公署案件。從此，廉署很難說服一些在案件中責任較輕的從犯坦白招供，與執法者及法庭合作，換取從寬的處理，疑犯會堅持要得到完全的特赦才合作；坦白會得到從嚴的處理，而抗拒到底反而有可能從寬，這個信息之壞，對司法公義的影響，更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