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三改四很明顯是社會的共識，但政府卻遲遲不肯落實。幾年前有報道說會在二○○七至二○一○年的撥款年度推行；去年特首的施政報告說會在十年內（即直至二○一一年）推行；最近新局長上台後又說可能要押後至二○一三年。
香港理工大學商業學系副教授 林本利
為何社會已有共識的政策，政府始終猶豫不決呢？較早前的解釋是大學開支會大幅增加，後來又說問題是來自中學，因為沒有足夠班房應付中六學生。亦有高官說一些人反對中學由七年轉作六年，只因會影響他們的子女往英國升學。這顯然是出於私利的考慮。
筆者支持中學和大學改制，是有感現時的中學課程太過着重公開考試，以致學生的考試壓力太大，花費過多時間和金錢在應付公開試上，對其他事物漠不關心。試想學生升上中四後，便要應付一連串的校內校外試，中五和中七真正上課時間不足五個月。
將中學學制改為六年，大學轉為四年，有助減輕中學生的考試壓力，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學習課本和考試以外的東西。大學改為四年制，可以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受全面教育，對建立人際關係和領導能力也有幫助。
有教育工作者認為，若取消中七高級程度會考，單靠一次（中五或中六）的公開試評核學生，對學生的壓力反而增加；對那些較遲發力的學生，特別是男生，有欠公平。
八十年代中大為了和港大爭取優異生，實行暫取生制度，以學生中五會考成績取錄學生，讓他們完成中六課程後便可升讀當時四年制的中大。
當時中大做了些研究，發覺學生中七公開試成績跟中五的相關系數十分高，故此可以用中五會考成績作為收生標準。而事實上，女生在公開試佔優情況早已出現。現時大學學生中，有百分之五十四是女生，女生在公開試佔優可能和中小學評核方法有關。
至於學制轉變會構成財政壓力，若細心分析，發覺並非想像中之大，亦非政府和市民所不能承擔。
中學和大學轉制，恐怕是十年八載以後的事，到時大學的適齡入學學生，會從現時的每年超過九萬人，下降至少於八萬人（以去年人口資料推算），下降幅度達一成半。
隨着學生人數減少，更多新校舍落成，中學實有能力去應付中六學額的增加。現時由於不少家長對教育制度缺乏信心，將子女送往外地升學，加上政府容許大學中六收生，浪費不少高中學額。政府應盡快正式宣布新學制的推行時間表，好讓學校和家長早作準備，亦方便推行課程改革。
至於大學三改四，亦不見得會構成很大的財政壓力。現時每年一百四十億元的大學教育經常性開支中，有近一成是屬於九八年起推行的買樓津貼。大學教職員只能領取為期十年的買樓津貼，即自二○○八年開始，陸續有教職員不再申領房津，政府可以省回一大筆，筆者反而擔心大量教職員供樓完畢，離開教育界。
大學三改四會令整體課程增加兩成左右，所需額外資源應少於兩成。政府除了稍為增加撥款外，還可以透過放寬大學招收內地和海外學生去增加收入。大學即使以低於平均成本（但高於邊際成本）的學費去收取一定數量的非本地生，若能夠令本地生有較多的文化和語言交流機會，對雙方都有好處。若要吸引非本地生報讀，大學更有迫切轉為其他地區普遍採用的四年制。
另一個增加大學收入的方法，是政府有關部門放棄偏見，給本地大學較多機會提供顧問服務，讓大學的科研能夠對社會發揮積極作用。政府過去依賴外國顧問公司，所提供的意見往往不適合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環境，浪費不少公帑。
因此，筆者認為中學和大學轉制，與缺乏經費的關係不大，反而人為因素才是最大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