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條諮詢文件公布時，董伯會見記者，強調有關建議「絕對、絕對不會減少香港市民現時所享有的自由和人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他又再表示對現時自由完全「沒有影響」。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出席電台節目及有關論壇，也秉承董伯的意旨，諸般解釋對市民的自由絕無影響。倒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誠實坦白，她承認記者沒有取得授權，而以非法手段偷竊資料，並予以公開，「你這樣做便要冒風險」。如果記者認為基於道義上的責任，要公開未經授權披露的機密，便惟有衡量風險，在公眾利益和違反法例之間取捨，而法庭在參考損害性時，也會考慮「究竟披露出來，是否對公眾有損害」。
梁愛詩承認二十三條立法之後，傳媒披露機密資料有「風險」。她形容沒有經過授權而取得機密資料就是「偷」。「偷」的用詞並不恰當，因為通常「偷」來的東西是以之滿足個人私利，而傳媒以非正式途徑「取得」的機密資料並予以披露，則是為了公眾利益。不僅是讓公眾知情，而且正如七十年代美國大法官布萊克（Black）所說，「出版自由的最大責任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披露政府不願披露的資料，正是美國制訂憲法的建國之父們對報紙的「期望與付託」。
梁愛詩以「偷」來形容傳媒以非正式途徑取得機密資料，說明她完全不理解新聞自由對社會的正面意義。而用「偷」這個詞，更說明律政司今後對傳媒披露未經授權的機密資料，檢控絕不手軟。由此也證明二十三條立法確如梁愛詩所說，是傳媒頭上的「一把刀」，它足以對所有傳媒起嚇阻作用，約束它們只敢刊登官方授權的資料。最終，受損害的是大大削減了知情權的市民。歸根究柢，則會令失去傳媒監督的政府愈來愈陷入犯錯的深淵。
在場的傳媒以水門事件為例，詢問梁愛詩和保安局署理常任秘書長湯顯明。但水門並非一個好的例子，因為它只涉及領導人的操守，而沒有涉及國防機密。一九七一年《紐約時報》披露的「五角大樓文件」，揭露美國介入越戰的真正原因，是更好的例子。因為當時越戰正在進行中，文件確實涉及國防機密，而文件又確實是通過非正式途徑取得的。最高法院最後判決《紐約時報》刊登這文件無罪，並可繼續刊登。
另一個例子是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記者丹尼爾．蕭爾（DanielSchorr）以非正式途徑取得中央情報局在海外活動的機密資料，在CBS決定不出版之後，他交給《村聲》周刊出版，引起了軒然大波。但最後，中央情報局局長卻認為蕭爾只是盡了一個新聞記者的責任，不應因此而懲罰他。
你能想像香港會有這種不怕死的記者、不怕惹官司的傳媒嗎？即使有，你能想像香港有這樣寬容的情治單位（如保安局）的官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