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十五年前，台灣作家柏楊剛從政治牢獄獲釋不久，就應香港電台之邀來香港作為「開卷有益」徵文比賽的頒獎嘉賓。筆者也就是那時同這位心儀已久的作家見面，並作了一次訪談。在訪談中，當談到「愛國」的問題時，柏楊感慨地說：
「這個國家不能再愛了，再愛就愛死了。」
筆者進一步問他這句話的含意，他說：「你說在天安門這些大人物，他們難道不愛這個國家？但每個人都是用害這個國家的辦法來愛這個國家，用害這個民族的辦法來愛這個民族。」
細想一下，確是如此。「大躍進」、「大煉鋼鐵」，不僅領導人出自愛國的熱誠，老百姓也是以愛國熱誠來回應，這些運動才搞得起來。「超英趕美」，難道沒有熱愛祖國以及希望祖國迅速強大的意味？「寧要核子，不要褲子」，難道不是為了國家安全防衞的目的？不是要擠進核子俱樂部成為世界舉足輕重的一員？文化大革命，上層也許有權力鬥爭的幕後用意，擺在枱面上的，不是說要使中國作為繼續革命的模範，帶領全世界實行共產主義？不是要表現中國的偉大？而當時人民唸叨着的，就是毛語錄的「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可是，所有這些愛國的表現，哪一樣不是在害這個國家，在害這個民族。原因何在？就出在董伯所說的，把愛國視為「天經地義」。
不能只怪「天安門這些大人物」，老百姓的非理性的、以感情為出發點的愛國情操也要負一定責任。許多人想到祖國，就想到它是「一切神聖美麗東西的總稱」，愛國被許多人視為高尚情操，視為「天經地義」。「好也吧，壞也吧，她是我的祖國，我的母親」。而「愛國」，又常常與執政黨與領袖聯在一起。儘管許多人說「愛國」不等於「愛黨」，但反對執政黨通常會被排除在「愛國」行列之外。「好也吧，壞也吧」，都要支持國家的執政者，這就等於把一張空白的支票交給了執政者，任由他們填上多少數字。正是中國人的愛國情操，使專權者可以任意施為。
董伯說，「為了國家好，為了香港好，做這件事（二十三條立法）是天經地義的。」做這件事主觀意願也許是為國家好，香港好，但客觀效果真是可以使國家好、香港好嗎？國家和香港各自得到甚麼好處？沒有立這個法，國家就不安全了嗎？有了這個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更穩固呢，還是受到質疑並瀕臨險境？香港若失去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對國家好、香港好嗎？
天經地義地愛國，正是用害這個國家的辦法來愛這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