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五筆者在本欄提到，西方社會經過「在愛國的名義下殺人放火」的歷史階段，然後是文藝復興為西方文化注入了與情感平衡的理性精神，於是「西方世界才真正邁向成熟」。
即使是理性主導的西方世界，也是常常講愛國的。但通常這種愛國主義，都是在國家被侵略或安全受到威脅時，才被強調，而愛國感情也才會被動員起來。比如二次大戰時，法國遭到德國入侵的時候，又或者去年美國受到「九一一」恐怖襲擊的時候，這時強調愛國精神就並非盲目與無意義。因為在這種時刻，愛國情感的背後，是有是非、公義等具客觀標準的價值觀支持的。
去年「九一一」之後，布殊總統在國會發表演說，他也在大講愛國，但他講得如此理直氣壯，如此鏗鏘有力，與董伯有氣無力地講愛國大不相同。要因是布殊講愛國，有一套價值標準在支持着他。他說，為甚麼恐怖分子如此仇恨美國？因為「他們仇恨的正是在這個殿堂上所看到的東西：一個民選的政府。他們痛恨我們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投票、集會和享有不同意見的自由。」
儘管恐怖分子未必是出自對美國的這一套價值觀的仇恨，才發動恐怖襲擊的，但這一套東西卻是支持美國的愛國主義的具客觀標準的價值觀，用來宣揚愛國主義，有它一定的說服力。
但即使在這種理性價值觀支持下的愛國主義，也會在愛國情感的騷動之下，超越了理性，以致「理解和寬容都失卻了意義」。美國在「九一一」之後通過反恐法案，在許多方面都違反了基本人權，而保守的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鼓勵檢舉，箝制言論自由，剝奪嫌犯的人身保護令，一年來也受到美國輿論的與開明人士的批評。今年「九一一」美國各地掀起反戰示威，示威者將阿什克羅夫特、布殊、切尼列為真正的「邪惡軸心」，說他們損害了美國的立國精神。因此，在西方世界，愛國感情即使有超越理性的時候，但幸賴整個社會仍有理性的標準予以糾正及平衡。
中國當前，並沒有受到任何安全威脅，蘇聯瓦解之後，中國四鄰都沒有要侵犯中國的「敵人」。中國高層自九九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使館之後，每年若干時候就會舉辦一次研討會，廣邀外交、國安、社科院和軍方的專家，共商局勢。這幾年的結論，都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因此，香港立法「以確保國家安全」，完全是無的放矢，並非必要，更不是如董伯所說的「天經地義」──天沒有鼓勵檢舉的經，地也沒有箝制言論自由的義。在這裏，愛國主義的背後，既沒有安全所必須，也沒有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去支持，這樣立法就很容易成為褻瀆人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