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董建華自動連任香港行政長官前夕，宣布以後五年施政會「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後來訪問左派工會，聽到工人埋怨生活愈來愈困難，又說會「夜以繼日工作，解決時艱」。他連任至今不滿四個月，的確做了很多事。
首先是以所謂高官問責為名，給自己和親信加薪一倍有餘，同時廢除港英時代無偏無倚的公務員制度。跟着是以《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為名，頒布草案取締港英時代言論自由的傳統。今天失業率日高而工資日削，市民所急所想的卻原來是高官加薪和言論管制。
去年七月，前港督彭定康應邀比較自己和董建華：「董先生是商家，我是政治家。我當年交給他的，是個康和樂利的香港。」他沒有誇張。港英之治，香港人經過董建華政府五年大有為統治之後，今天幾乎無不懷念了。彭定康說治港辦法很簡單：「政府干預愈少愈好。」
港英治港，向來舉重若輕，順應民情制定政策之後，無數危機就消弭無形，包括一九六七年暴動、八三年港元崩潰、八九年信心危機等等。同樣的政治智慧也曾見於舊中國。
唐朝初年，天下久經戰亂，紀綱廢弛。太宗皇帝拜房玄齡、杜如晦為相。「如晦長於斷（決斷），而玄齡善謀」，和衷共濟，不過兩三年即天下大治。而他們成功之道，似乎就在輕輕鬆鬆的無為之間。《新唐書》盛稱他們政績之餘，特別指出：「求所以致之之跡（求他們致治之道），逮不可見。」政治家不以夜以繼日工作為能。
當然，董建華為政的目標，和房玄齡、杜如晦以至彭定康都不同。彭、房等要百姓才智自由發揮，所以政府只以引導為務，盡量無為；董建華剛剛相反，對百姓自由處處設防，所以政府必須大有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是口號。口號之下的決心，是十年之內搗毀兩制。
事實上，早在去年二月，董建華政府保安局長劉淑儀已公開喻一國兩制為惡疾：「回歸後，有人患了一國兩制併發症。政府官員就甚麼都被批評。」這就是他們對言論自由和一國兩制的態度。
現在他們急不及待推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只說明了一件事：一九九七年前香港掀起的移民潮，絕對不是一場虛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