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落在凱爾泰斯身上，可算是爆出了冷門。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坦布林（JeremyTambling）向本報表示，他未看過凱爾泰斯的作品，港大圖書館也沒有他的書，但他可從文學和政治角度，理解為何評審有此選擇。
坦布林說，凱爾泰斯的作品在前蘇聯集團瓦解後才開始為英語世界所知，但近十年剛好正值「見證文學」潮流興起，美國和德國等地都有大型蒐集大屠殺回憶的計劃，「見證文學」也是文學理論界的熱門課題。
但現今大屠殺生還者作家已所餘無幾，像法國的策蘭（PaulCelan）和意大利的萊維（PrimoLevi）等，都已自殺離世，評審要向「見證文學」致敬，凱爾泰斯差不多已是唯一代表。
在政治上，坦布林認為這是個「爭議性少但保守的選擇」，避開了在國際反美的爭議，但很大程度只反映了歐洲人對於反思大屠殺悲劇的關注，沒有理會亞非發生過甚麼事，是個「相當歐洲本位的選擇」。
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