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間為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開會忙，晚上夜闌人靜，伏案繙譯老師的《同胞》，竟有這麼一段說古代的雅典：
他說，以現代的眼光來說，古代雅典是個很小的城鎮，有城牆圍繞着，主要營生是農業、出口食油和陶瓷，以及貿易和航運。但它不久就發展成一個小型帝國，人口之中不少是奴隸和外國人；每戶人家有奴隸一至兩名，而外商聚居成為重要社會群體。所有的自由成年雅典男子都有權在立法議會投票立法和通過政策，稱為「直接民主」，相對於投票選出議員、議員投票決定政策和立法的代表式民主。
但是（我的老師說），雅典其實根本就不是民主。「Democracy」（民主）的「Demos」原意是窮人、普通人；然而最窮的一群││奴隸，卻沒有投票權；外商也沒有投票權，雖然他們一點不窮；婦女也是沒有投票權。
他說，設想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辯論是最受歡迎的比賽活動；設想有幾個世界級選手在激辯中提出了「所有人類都是同胞」的意念。這必然會有如大地震，奴隸和外商，肯定馬上明白它的意義。消息傳到斯巴達，情況更迅速惡化。斯巴達人生活方式有如身在軍營，他們自視為貴族戰士；他們剝削農奴身份的農民。斯巴達人沒空辯論。他們馬上向雅典宣戰，全希臘的城邦分裂為兩個陣營，希臘於是山河浴血，元氣大傷，導致外敵入侵……
這個寓言告訴我們，在奴隸社會，呼籲所有人類都是同胞，就是顛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