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測與預測不同。後者需要水晶球，而前者要靠指定的局限條件……經濟推測的困難，是我們往往不能指出有關的重要局限條件的轉變，而就是能指出，局限變後再變其推斷就前功盡廢。
私有產權需要有私人使用權、收入享受權與自由轉讓（買賣）權，但只要年期夠長，所有權是不需要的。那是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得到的結論。承包責任制推到盡，可以做到與私產一模一樣。
第七章產權制度的轉變
第三節：中國的產權轉變
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人類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那是從一個近於極端的無產（propertyless）制度改革成為一個近於私產的市場制度。風雷急劇，一日千里，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了不止十倍。東歐與前蘇聯的共產黨下馬，也大談改革，但於今塵埃漸定，中國勝出了十多個馬位。是一個有十三億人口的國家，多於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整個世界因為中國的改革而轉變，二十年後，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會超出我們今天意料的。
一九七九年英國的經濟事務學社邀請我寫一篇五百字的關於中國去向的短文。我為此在該年到廣州造訪數天，聽親戚朋友們細說他們的生活情況。一九八一年，五百字的邀請我寫成了二萬多字，八二年以小書形式出版。該小書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向近於私產及市場經濟的路。八一年把文稿給行內的朋友看，無不嘩然，不相信我的推斷。
推測與預測不同。後者需要水晶球，而前者要靠指定的局限條件。在什麼局限下什麼會發生，其推理邏輯是理論。條件有變，結論也會跟着變。經濟推測的困難，是我們往往不能指出有關的重要局限條件的轉變，而就是能指出，局限變後再變其推斷就前功盡廢。有時間性的經濟推測很困難，因為我們既要知道有關的局限條件轉變，也要肯定轉變後的局限不會再變。短暫的經濟推測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長遠的大勢比較容易，但也要時機巧合，讓經濟學者能看得準局限條件的轉變與方向。
一九八○年推測中國的路向是比較容易的，因為有關的局限條件清楚明確。一方面，一九七九年的廣州行，所有的親朋戚友天天都在談搞關係、走後門，希望能買到幾隻新鮮的雞蛋或一尾魚之類的瑣碎物品，而在東方賓館見到的國家職工的工作態度，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其散漫令人嘆為觀止。我立刻下了一個結論，中國民不聊生，是因為在國民收入的比例上，交易（包括監管）費用高得驚人。
差不多每個遇到的中國人──其中不少是幹部──都是交易費用專家。我於是問：哪些局限條件的轉變會導致中國制度的轉變呢？答案是：
（一）對制度運作的訊息費用下降；
（二）改變制度的費用下降，而後者最重要的是既得利益的特權分子放棄他們的權利，接受另一套遊戲規則。
當時鄧小平說中國會堅持門戶開放，對外的訊息大門再不會關起來。這樣，只要訊息大門繼續開放，外來的訊息必如洪濤奔湧，訊息費用急速下降，而慣於搞關係、走後門的中國同胞，雖然沒有聽過交易費用這個學術名詞，怎會不知道這些費時失事的玩意是外間沒有的？當時貼着中國大陸的香港欣欣向榮，市民都是同胞，容易相信，而亞洲又有什麼四小龍，人口密度與天然資產不比中國有利，中國的制度不濟是容易相信的了。是的，外間的示範有說服力。
訊息費用大幅下降，說服特權利益接受轉變遊戲規則的費用也會隨之而降。但後者顯然是遠為頑固的。比較低級的幹部接受轉變的代價低，好些在八十年代初期棄「官」從商。高一級的選走亦官亦商之路，今天這情況仍然存在。八十年代中期，國內有「兩頭熱中間冷」的說法，這是說比較有權勢的幹部最頑固，顯然是因為這階層接受轉變的代價最高。我當時數次建議用金錢或資產，一次過地把特權利益買斷。北京同意的朋友很多，但大家都知道是紙上談兵，說說罷了。最頑固的是有壟斷權的國營企業。一九八一年我這樣說，不幸言中，今天還是如此。
掌握了重要的有關局限轉變，觀察到這些轉變的發生而又可以安心地假設會繼續存在，推測產權制度的轉變是很準確的：歷史可以預先寫出來！然而，這轉變的細節程序八一年我沒有寫清楚。一九八二年初我突然驚覺，八○年末開始推行的「包產到戶」，如果順理成章地推到盡頭，是私有產權的制度！八四年十一月，港大同事蔡俊華毫無保留地把他苦心搜集多年的資料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個星期內寫好了《從「大鍋飯」到「大包乾」》（《信報》發表，結集於《中國的前途》）。
農業搞包產（即承包責任制──responsibilitysystem）是比工業遠為容易的。農業的生產程序遠為簡單，土地的劃分易於明確，而大致上土地是不會貶值的資產。農業承包還有一項方便之處，那就是昔日人民公社之後的生產大隊、小隊、小組等的隊長與組長，一般而言，都按着職位的排列而獲得或大或小的土地承包，減少了隊長們的反抗。
我為工業承包想了好些時日，因為會貶值的資產很麻煩，寫了好些文章，提出了徹底承包制。但這些是學術上的興趣，沒有刻意改進什麼。後來見到中國的工業承包發展與我建議的不謀而合，但有些卻始於我的建議之前，更使我覺得對社會改進的建議，書生之見是無足輕重了。
為了理解工業承包，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的首都鋼鐵廠住了幾天，臥薪嘗膽。今年（2002）四月到北京的中共中央黨校講話，接待我的院長提及八五年我在首鋼的講話他是座上客，而我當時提出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可以分離、私產不需要有所有權等觀點，他們同事之間覺得新奇，引起爭論，但後來還是相信了。私有產權需要有私人使用權、收入享受權與自由轉讓（買賣）權，但只要年期夠長，所有權是不需要的。那是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得到的結論。承包責任制推到盡，可以做到與私產一模一樣。就是有大量會貶值的資產的工業，也可以由承包推行私產制，但要再推盡一點。我曾數次為文解釋，這裡不說了。
鄧小平可能是二百年來頭腦最清晰的中國領導人。他也看到所有權可以分離，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政治的意識形態上這是一着高棋，因為名義上最重要的土地資產還是國有。鄧老明白改進社會要從個人做起，對個人生產力要有鼓勵與保障。這是我們中國老子與西方史密斯的思維了。不是什麼理論家，不多說話，但鄧老把人的自私重心拿得準。他主張的經濟政策先後有誤，但復出以還，方向從來沒有錯過。
更重要的，鄧老是難得一見的傑出政治家。曾經三上三落，他對中國的政治瞭如指掌。於今回顧，鄧老當年推出的反精神污染之類的玩意，聲東擊西，是政治上需要的。當年好些香港朋友嘲笑鄧老搞的經濟特區，這嘲笑是看歪了。可不是嗎？比起八十年代的特區，今天整個中國任何地區都有較大的經濟自由。
我對鄧老的唯一批評，是他對民主人士過於敏感。他獨裁改革我毫無異議，但我想，要是當年不禁制方勵之，我們可能不會聽到這個人。一九八九的「六四」事件，因為其他國際會議使天下所有傳媒都跑到北京去，希望時勢造英雄的青年多得很。
時勢造英雄。沒有七十年代末期的天下大勢，世局穩定，鄧老不會輕於軍備而重於改革。英雄也造時勢，沒有鄧老中國的改革是不會那樣成功的。
一九八一年我以鄧老堅持訊息開放而準確地推斷了中國的路向。但如果只堅持訊息開放，沒有鄧老，我的推斷還會準確嗎？會的，但不會發展得那樣快，不會超於東歐那麼多。
當然，今天中國的體制還需要商榷的地方不少，但這裡要談的只是制度轉變的粗枝大葉。書快寫完，悲觀的話我不想多說。
（《經濟解釋》之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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