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老問題：香港的價值作用與優勢乃在於它有中國的觸覺、關係，但卻又不完全中國化和並非只是另一個中國城市。這也就是說，香港既是中國的一部份，卻同時保持着一定的獨特性與自主性。
假如「一國兩制」真的是一個偉大的、開創歷史的意念的話，那應該是因為它語帶雙關，既說明了中國並不需要一個跟一般內地城市沒有兩樣的香港，同時也指出了香港長遠的優勢，乃源於它是另一個制度的產物這個事實。香港要求自成一格、有特別待遇，那不完全是因為它傲慢自大、自以為是，而是無論對中國和香港本身，都有實際的需要。
明顯地，回歸以後，基於不同的原因，社會上有不少人都改變了對「五十年生活方式不變」的定義與看法。「一國」與「兩制」之間，被界定為一種零和的關係，此消彼長。
因為有這種想法，便有所謂既然（相對於九七前）已經是一國，那減少一點兩制又何妨的提議。甚至，愈來愈常見的情況是，眼見內地有發展、進步，便開始要求香港與內地看齊，貶「兩制」為「只在有好處的情況下才講一國」而實質內涵則為抗拒中國的借口。
九七之後，似乎愈來愈少人會記起，曾幾何時，香港人的確相信我們身處的社會裏的某些制度性元素，是有其理性基礎的。而我們對內地種種制度安排有所憂慮，絕非空穴來風，更不是盲目的反共和抗拒威權統治。兩制之間的分歧，除了是資本主義對抗社會主義（這已因為內地經改的快速發展而有了明顯的變化，而早已不再是一種矛盾）之外，還包含了兩種理性之間的衝突。
當然，威權統治也有它的邏輯與自圓其說的理性。例如「穩定壓倒一切」這類論述也有其民意基礎及以目的來解釋手段的道理。問題是：香港人相信而同時也喜歡另一套。我們深信自由可貴，更認為應該通過法律、約定俗成的規範及制度化的渠道，來保障個人自由。在沒有完全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的框架下，凸顯自由、法治以保障個人的想法，就更為重要了。
過去幾年每當法治、言論自由等問題引起注意或爭論而令香港人表現得神經緊張，那是因為面對龐大的中國體制，它們是港人主要可以視為自衞、自保的制度性工具。它們象徵了香港人抗拒威權宰制、講求透明度、程序理性的特點。要求港人在這些方面妥協、讓步，也就等於削弱了現有生活方式不變背後的理性基礎。
現在，很多人重新理解過渡期的意義，在於「一國」與「兩制」需要磨合，以致後者會逐漸融入前者所定下的框框之內。
「兩制」的特殊性已被曲解為或遲或早需要在過渡期間漸漸磨平的元素。在辯護的過程中，他們大講甚麼寬鬆處理，拿出了內地制度的一套理性來自圓其說，而毫無自覺，還以為這樣可以安撫港人。可是，對香港人而言，這卻是最可怕的事情──將香港社會一貫奉行的理性完全放棄而不自知，充份表現出領導們急於與內地看齊的心態。
其實九七之後，香港人對內地的看法已有顯著變化。但不抗拒中國，不等於照單全收，放棄過去社會制度的重要元素，甘於變成內地另一個城市。
新力量網絡 呂大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