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以後，美國以至全世界，在自由與安全的取捨權衡中，有三種前途：
一是繼續過去的全面的自由、開放，繼續不顧安全地推展自由經濟、投資、市場、資訊、人流物流的全球化。
二是全面收緊人民的自由，設置重重安全網，杜絕一切恐怖分子可乘之機，並高舉愛國旗幟，發動反恐戰爭，打擊任何被懷疑可能對恐怖分子提供協助的國家和組織。
三是把架設安全網的手段限制在十分必要的範圍，對人民帶來的不便和對自由的約束應是可以忍受的，而人民也會去逐漸適應這種安全網。對人民的基本人權盡量不予傷害。在國際上，必須承認不可能完全掃除恐怖分子的勢力，還須致力於調解以巴衝突，締造中東和平，從根本上消除產生恐怖分子的溫床。
三種前途中的第一種，因「九一一」發生，不顧安全地繼續全面自由化已不可能，自由必然要有所限制。第三種前途當然最理想，但卻難以恰如其份地做到。而「九一一」帶給美國的愛國熱潮，使布殊總統帶領美國向着第二種前途的方向發展。
在美國國內，「九一一」之後，通過了反恐法例，布殊總統並將所有防範恐怖分子的安全措施，交給思想極保守的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負責。阿什克羅夫特鼓勵檢舉，箝制言論自由，大肆逮捕恐怖主義嫌犯，任意關押，拖延審訊，又剝奪嫌犯的人身保護令，這種損害美國立國精神、褻瀆人權法案的過度反應與高壓作為，引起國會溫和派議員的不滿。
「九一一」的反戰示威者，將阿什克羅夫特與布殊、切尼列為真正的「邪惡軸心」。美國人民能夠忍受機場通關的嚴密安全檢查，但對犧牲基本人權的做法，卻不能接受，以致布殊的聲望，自「九一一」後的最高點，持續回落。
「九一一」之後，美國發動對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可以說獲得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為了建立反恐聯盟，美國對阿拉伯國家承諾會公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然而一年下來，以色列沙龍政權對巴勒斯坦的壓迫變本加厲，而美國卻對以色列採取縱容態度。美國的食言，增加了阿拉伯國家的對立情緒。近日，美國更密鑼緊鼓地策動攻打伊拉克的戰爭。這不但激起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仇恨，引發更多的恐怖主義活動，而且也瓦解了反恐聯盟──除了英國之外，歐盟國家和俄羅斯、中國都反對攻伊。
美國一項調查認為，多數美國人認為布殊的反恐措施和反恐戰爭，焦點都過於狹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