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前拉登集團主謀的「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對深受恐怖主義其害的美國表示了同情和支持。美國的盟友們還出兵出力支援美軍的阿富汗戰爭。一些本來和美國關係較緊張的國家，如俄國、中國和伊朗，都向美國伸出了友誼之手。
許多國家的政治人物和人民有一個共同希望，即美國政府能從「九一一」悲劇中吸取教訓，改變其單邊主義的行徑，真正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可是，過去一年中，美國布殊政府的政策使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十分失望。在「九一一」一周年之際，布殊的外交政策的單邊主義傾向不僅沒有改變，而且變本加厲。華盛頓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鴻溝沒有因為「九一一」而縮小，反而擴大了。世界沒有因為以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而變得更加和平和安全，反而由於布殊準備對伊拉克開戰而面臨新一輪的不穩定和危機。
這些令人焦慮的趨勢主要是由布殊政府的單邊主義政策造成的。
應該說，「九一一」危機給美國一個改變自己和世界之間的關係的良機。在危機出現後的短時間，布殊政府由於反恐戰爭的實際需要，的確作出了重要的政策調整，多邊主義的色彩稍微濃厚了。華盛頓和世界主要大國的關係亦有了改善。許多造成和世界各國的分歧的問題，如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和國際刑事法庭，都被暫時擱置一邊。
但是，隨着反恐戰爭的順利進展，尤其是美軍在阿富汗的輝煌戰果，布殊政府中的極右翼人士逐漸控制了政策的主導權。對這些人來說（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切尼副總統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九一一」給美國提供的良機應被用來建立和鞏固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世界。而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手段是外交單邊主義。多邊主義外交和單極世界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由於美國的超級大國實力，世界其他各國對它的單邊主義政策除了抱怨之外一無所措，唯一能迫使華盛頓採取溫和政策的是美國國內的政治壓力。可是，「九一一」之後的美國人民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報仇心切，因此布殊得到了一張外交政策的空頭支票。主張多邊主義的民主黨也因為懼怕民意而不敢批評布殊的政策。
這一國內政治環境為布殊的單邊主義政策創造了良機。因此從今年初開始，華盛頓採取了一系列行動來表明其外交政策的新走向。
首先出籠的是「邪惡軸心國論」。布殊總統在今年二月的國情咨文講話中把伊拉克、北朝鮮和伊朗定性為「邪惡軸心國」，這一講法事先沒有和歐洲盟友打招呼。由於北朝鮮和伊朗與恐怖主義沒有直接聯繫，布殊的提法使許多人感到不安。
其次是華盛頓單方退出「反彈道導彈防禦條約」。「儘管莫斯科在普京領導下主動向美國示好，在反恐戰爭上大力支持布殊，但布殊沒有給普京面子，堅持自己在「國家導彈防禦系統」上的立場。
最後是美國和歐盟之間圍繞國際刑事法庭而開展的一場外交戰。布殊政府從根本理念上反對這一法庭，認為這一機構將侵犯美國的主權，危及美軍在世界各地的行動自由。而歐盟的看法則相反。布魯塞爾堅持這一法庭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一步，美國不能因為自己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而凌駕於國際法之上。
現在，布殊政府準備入侵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的計劃使美國和全世界的矛盾激化到了一個新高度。使世界各國最擔心的不是薩達姆政權的去留，而是對國際法的尊重和入侵伊拉克會造成的惡劣後果問題。然而，布殊政府對這類關切是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堅持自己的立場和政策是絕對正確的。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九一一」一年後，美國的外交戰略中心不再是「全球反恐」，而是「唯我倒伊」。正因為華盛頓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在伊拉克問題上有根本性的分歧，美國陷入了一個自我孤立的窘境。
這種自我孤立的國際地位即使對一個超級大國來說也是不好受的。儘管在短期內布殊的單邊主義政策不會遭到世界各國的聯合抗衡，但卻有損美國的長期國家利益。在許多全球性的安全和經濟問題上，華盛頓的政策成功必須依靠其他國家的合作。即使是伊拉克問題，如果美國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布殊面臨的將是如何長期軍事佔領伊拉克的這一高風險前景，沒有盟友的支持，這種佔領將很快失去美國國內的民意基礎，從而無法持續。
布殊總統調整其單邊主義政策仍為時不晚。共和黨內的溫和派，尤其是老布殊手下的外交戰略功臣，已經公開出面要求小布殊三思而行。美國民眾的主要精力也已轉到國內持續的經濟低迷之上。如果布殊希望利用「九一一」一周年之際重建美國的國際道德權威，他必須檢討自己的單邊主義政策。
卡內基國際關係基金會資深研究員 裴敏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