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十一日，身在上海公幹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約了訪問他的大批記者，晚上在黃浦江邊一間酒吧喝一杯。他剛要離開酒店時知道紐約出事，倉忙間選擇到酒吧跟記者打聲招呼，然後趕返酒店，透過電話與香港的財金機構要員開會。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對「九一一」的感受比梁錦松更貼身。曾蔭權當時正在訪問美國，「九一一」搞亂了航空交通，令曾要在美國滯留一陣才回到香港。
「九一一」當日已教曉兩位司長，危機隨時大駕「空」臨，超乎想像，觸目驚心。建立危機意識的重要性，實毋庸置疑。
但當「九一一」一周年遇着馬時亨事件，大家不禁問，政府究竟學到甚麼？突然明白，為甚麼紐約能，香港不能。
「九一一」最叫人驚嚇的一幕，當然是飛機一架接一架撞向世貿大廈的一幕；但同樣令人心情激盪的一幕，是紐約客如何同仇敵愾、通力合作地救災，然後重建整個城市。有官員私下比較紐約客和香港人的素質，尤其是公民意識，大為慨歎。
但政府處理馬時亨事件的態度正好說明：面對一個不肯承擔責任的政府，又叫人如何建立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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