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短短的政治生涯裏，令我最大感觸的，一是大多數人對不幸的人缺乏同情心，一是理性的分析和討論的缺乏銷路。我想，在公共政策方面的決定，除了經濟利益之外，最重要的因素不外乎是情和理，而即使經濟利益，還是要考慮誰的利益，除了自己，還有別人，那也一樣要發乎情、分析以理。缺乏了同情心和理性討論，公共政策哪能有正確的方向呢？
如果我們要寄望於下一代，我們就得着實探討，怎樣才能培育年輕人的同情心和理性判斷能力？暫時不論同情心，理性思考最直接的訓練就是哲學。不是高深莫測的著作，不是要來炫耀自己能懂別人不懂的抽象概念，而是直接踏實的問題：我們應該怎樣選擇生活方式？怎樣才是作出理性的選擇？為甚麼要作出理性的選擇？古往今來，誰是我們在這方面的榜樣？我們怎樣在眾說紛紜裏找出路向，分辨對錯是非？
我很幸運，自小父母給我很大的自由和信任，我喜歡讀哲學，他們就由我一讀十年，讓我有空間，由沉悶無聊的學院哲學，迂迴曲折地走，走到刺激而實際、直接關乎人生大事的真正哲學。我有幸遇到好老師，教給我的一生受用。我的一生或者不如別人富足順遂，但對情的感召，對理的照耀，我從來沒有匱乏過，對所付代價，亦從未後悔。
太多人把哲學弄得太難以接近了，我的老師去年寫成的哲學課程講稿，是平民的哲學課程，也稱為TheSiblinghoodofHumanity—anIntroductiontoPhilosophy四海之內皆兄弟姊妹，我的志願就是將它譯成中文，以最大眾化的方式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