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迎新營叫了一些靈感來自旺角紅燈區的口號，引來千夫所指。指摘者當中，很多帶着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因為大學是最高學府，大學生是未來的社會棟樑，但心態原來與一般市井之徒無異。
責難者應該知道，自從香港的大學學額，在九十年代初數倍膨脹後，大學便早已平民化；更何況在所謂知識社會裏，大學就只是知識工場，讀大學只因畢業證書在求職市場裏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明乎此，或許人們不會對胡鬧的大學生深責。
曾經組織工會和擔任教育改革主腦的美國學者StanleyAronowitz在其新著《TheKnowledgeFactory》裏指出，傳統的大學（十九世紀至二次大戰的大學），旨在讓學生熟習一套有別於市井之徒的用語，好讓他們能夠成為上流社會的一種標記。這套高人一等的用語又代表着某國或某個社會的文化精粹，因此，傳統的大學，不只是訓練某種語文，而是要學生從該國的文學裏自行提取被認為是優秀的語文。這也是為甚麼過往的政務官大多來自進修英文系的大學生。
隨着民主政治的推展，尤其是全民擁有投票權，上流社會亦喪失部份政治特權，社會上的分界以財富來定奪多過以文化身份。大學的博雅傳統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市場，在新的形勢下，大學變身成了大企業。
《TheKnowledgeFactory》詳細列明大學變身為大企業的各種招數，這些招數亦早已在本地的大學實施。最常見的莫如擴大每班的人數和大量聘請兼職講師。在企業化的影響下，大學裏的師生關係往往係企業裏的僱主和僱員的關係般疏離。
讀大學很難會得到甚麼精神感召了，可是傳統大學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形象仍依稀保存，殘留的博雅傳統依舊被大學校方掛在口頭。不過，大學生卻不再賣帳了。Aronowitz甚至認為大多數的大學生已靜悄悄地抵制大學為其博雅門面而做的一切工夫，反正他們畢業後做的多是高級藍領如電腦技術員或社工、教師、護理員這類只能算是半專業的行業（專業人士是可以自行決定怎樣處理業務的）。不要說躋身上流社會（根本上以金錢衡量），連中產也不一定達到。
因此，發生在中大迎新營的鬧劇可以當作是一次集體的說溜嘴，把確有其事但又不應該說的（因為並不體面）說了出來。其實想深一層，迎新營談性是極之貼近大學的現實。大學生，男的血氣方剛，女的花樣年華，即使男女不同宿，接觸的機會極多，迎新營絕對要談性。更何況性騷擾的問題往往是權力的問題，而大學又是權力的場所。中大的鬧劇也就在沒有認真對待問題，而是像董建華那樣口號式的叫幾句。
馬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