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力量網絡 何寶英
日前行政長官與十一位問責局長就下一個財政年度資源分配達成共識，平均每位局長要負責節省四億元以上。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不得不馬上宣布本年內落實急症室收費，以示開源的決心。事實上。在不斷遞增的財赤和服務需要情況下，醫管局被迫推出各種「配給」措施，以配合節流需要。近日的「棄肝事件」及新界東聯網試行讓病人自行購買「非必要」藥物等爭議，均反映出公立醫院節流心切，亦顯示醫護界及公眾在如何分配有限資源上缺乏溝通及共識。
筆者一向認為，化解醫療融資危機，應從全民醫療保障或老人醫護保險制度為研究方向。鑑於目前的政治及經濟困境，相信這些制度在數年內都不能實現。所以，儘管一些不成熟的配給措施引起病人及市民的指摘，但若要維持來者不拒的傳統，為公立醫療服務訂立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便是當務之急。重要的課題是：怎樣的配給方法才算公平？採納甚麼準則才算合理？
國際經驗顯示，「醫療配給」制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訂立明確準則，削減一些現有的服務，二是維持現有的服務，但在服務提供及津助上訂出優次。事實上，一個國家採用的配給準則，反映了當地政府及公眾的價值取向，例如對生命威脅的程度、成立效益、公平就醫及病人責任等等。美國的俄勒崗州及荷蘭，就曾就這些準則成立了專責委員會，透過調查、公聽會等諮詢及投票，將醫療服務分為「必需」、「非常重要」、「非必需」等類別，作為資源分配的優次。其實，這種配給方法的好處，是能反映大部份市民的價值取向，並可增加醫療分配的透明度。可惜，削減現有服務往往要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並非決策者願意承擔。
英國及新西蘭等國家則繼續資助服務，但亦會根據不同的配給準則，建議服務提供的資助優先次序。舉例來說，英國傾向將醫療資源集中於有醫療效益的服務上，新西蘭則建議某些服務在資助上享有優先權。這種配給方法，雖可減低政治壓力，但若執行不當，則會增加前線醫護人員的壓力。
筆者認為，配給措施應維護公平就醫的原則，以醫療需要而非病人收入為準則。倘若配給措施為貧困人士帶來額外的經濟負擔，筆者贊成在綜援網外設立第二度安全網，以社會上其他資源幫助有需要的病人。此外，訂立配給準則不應只反映醫療專業人士的意見，更應是市民普遍認同的原則。公眾諮詢的目的，是讓市民明瞭每一個方案有得必有失，需要時間實踐才可以逐步改進。
梁智鴻醫生將出任醫管局主席，隨即表示不會再增加公營醫護服務，看來楊局長逐漸能為公共醫療服務定位。不論如何，筆者認為這是適當的時候醞釀一個讓大眾參與的討論空間，開展尋求共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