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今天的大百貨公司吧。在一個多層而大的商場內，數十家商店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商業牌照……但這些商店有一個組合的安排，個別不同店名之外，還有一個統一的百貨公司之名，如吉之島、西武、崇光、永安等，有統一的收錢處理，單據名字一樣，袋子一色，早上開店與晚上關店同時間，銷售員則可由個別商店自僱或由「中央」分派。是一家公司還是數十家？
公司的界定，從生產或經營的角度看，不能以商業註冊為憑，也不能以合約安排的不同而有所轉變……一家公司可以看作小如兩個人的生產合約關係，但如果讓合約不斷連串起來，再看，這公司可以大如一市的經濟，一省，一國，甚至整個互相交易的世界。
第五章合約理論與公司性質
第三節：界定公司的困難
一九六九年我問高斯：「如果一個果園的主人以合約聘請一個養蜂者以蜜蜂傳播花粉，增加果實，那算是一家公司還是兩家？」我見他答不出來，就知道公司的界定有困難。
在私有產權的局限下，從法律、稅務、商業註冊等角度看，一家公司的界定是明確的。這是因為在競爭中資產負債要有界定。無論是一個人，一個法人（legalentity），一家企業或一家公司，債務或稅務上都要有明確的責任界定才可以治之於法，雖然有關的法律可以很複雜。
然而，我們這裡的興趣是從生產的角度看公司的組織。那是另一回事了。可不是嗎？原則上，一個生產組織可以沒有商業註冊，所有參與合作生產的成員各顧各的自負盈虧，又或者每成員各有各的商業登記，自交商業稅。資產負債的界定與生產組織的界定不是同一回事，前者明確，後者模糊。一個生產組織的範圍往往無從界定，除非特殊情況，我們不知道公司是什麼。這是說，從生產的角度看公司，我們不能在真實世界指出一家公司從哪裡起，到哪裡止。
果園與蜜蜂是好例子。果園的主人聘請養蜂者傳播花粉，可以採用工資合約，可以採用租蜂合約（實際上二者皆有，租蜂遠為普遍），也可以採用分成合約（原則上可以，但沒有見過）。是一家公司還是兩家？從稅務的角度看，一個商業註冊（牌照）是一家，兩個註冊是兩家。但從生產的角度怎樣看呢？
一般經濟學者會認為，果園主人以工資合約僱用養蜂者是一家公司，但租用蜜蜂卻是兩家公司了。同樣的服務，同樣的合作生產，為什麼轉換了合約安排公司的數目會變？又為什麼轉換合約公司的大小會跟着變？說得通嗎？經濟學者認為僱用是一家租蜂是兩家，是錯覺，因為租蜂的養蜂者通常服務多個果園，為了生意方便自取商業牌照，而受僱的養蜂者則沒有牌照。然而，一個養蜂的註冊公司可以把員工的服務與果園的主人洽商，以時間工資論薪酬。事實上，很多顧問公司，其服務是以時間工資算的。界定公司不可以看合約的安排作決定，轉來轉去，因為無論你以怎樣的合約安排來界定公司，我可以輕而易舉地舉出反證的例子。
考慮今天的大百貨公司吧。在一個多層而大的商場內，數十家商店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商業牌照。他們租用場地，每店交基本租金加一個總銷售量的百分率。是多少家公司？數十家嗎？但這些商店有一個組合的安排，個別不同店名之外，還有一個統一的百貨公司之名，如吉之島、西武、崇光、永安等，有統一的收錢處理，單據名字一樣，袋子一色，早上開店與晚上關店同時間，銷售員則可由個別商店自僱或由「中央」分派。是一家公司還是數十家？
你可能認為，既然是同一大廈，又是一家大名的百貨公司，其中百貨的百家商店除了牌子不同外，其實是一間百貨公司。但美國的購物中心（shoppingcenter）有類同的安排，只是地價相宜，不向上空發展，建築物有別，「中央」不易統一收錢，不分派服務員工。
公司的界定，從生產或經營的角度看，不能以商業註冊為憑，也不能以合約安排的不同而有所轉變。人與人之間有競爭，有合作，有合約。合約與合約之間有關連。你和我訂約生產，我可以判出去（sub-contract），受我判的可以再判出去（sub-sub-contract），稱判上判，可以直判（verticalintegration），也可以橫判（horizontalintegration），判、判、判，判之不盡。中國大陸盛行承包制度之際，直判橫判皆稱層層承包。一家公司可以看作小如兩個人的生產合約關係，但如果讓合約不斷連串起來，再看，這公司可以大如一市的經濟，一省，一國，甚至整個互相交易的世界。
從生產組織的角度看，我們要有下列三個情況的合併才可以界定一家公司：
（一）從事生產的經理把產品斷權賣給顧客；
（二）經理只用工資合約或租金合約與生產要素的主人成交，而後者主人不再外判；
（三）經理與經理之間沒有任何合約關係。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清楚地有一個產品市場與一個生產要素市場，而一個或一組經理合夥或一個法人，持着一組僱用及租用合約，就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界定的公司組織了。
然而，真實的世界複雜。可以獨立界定的公司常被中間人、工作外判等左右，不同機構的經理之間普遍有合約關係，而任何一種生產要素往往有變化不同的合約安排。這些複雜的變化使我們無從把一家公司的範圍界定，不知大小，因而不知公司是什麼。有趣的是，這些使我們不知公司為何物的複雜變化的產生理由，與我們解釋公司的產生完全一樣：要減低交易費用。
是的，件工及其他不同合約的選擇，外判、判上判，經理之間的合約關係等，皆因要節省交易費用而起。這裡我要重複卷二分析生產成本時提及的。一位在東莞開塑膠製品廠的朋友對我說：「以生產安排來說，東莞的所有塑膠廠都是我的，而我自己的塑膠廠都是他們的。」大家有工就開，有飯食飯，見錢搵錢，互相競爭，互相合作。這是如假包換的「共產」制。共產者，共同生產之謂也。順利地做到這一點要有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其一，生產要素是私有財產；其二，合約安排可以自由選擇。今天貼上「中國製造」的產品在世界各地耀武揚威，乃成功地共產之故也。
高斯的思想我歷來清楚。他和我很少有不同之見。三十多年來行內的朋友（連高斯在內）都認為我是了解高斯的人。然而，在公司界定的話題上，高斯和我的意見分離，各持己見，已經二十年了。他認為公司可以獨立界定，我則認為除非特殊情況，不能。他很喜歡我那一九八三年發表的關於公司的文章，尤其認為我提出的以委託量算工資會帶出有形之手是重要的貢獻，但他反對我當時的不能界定公司的結論。一九九○年的瑞典會議中，差不多舉世的新制度經濟學專家都在座，高斯也在，竟然沒有一個同意我提出的不能界定公司的看法。（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沒有想過公司界定的問題。艾智仁當時也在座，聽說去年──二○○一──他改觀，懷疑可以界定公司。）
我不是固執，而是看不出自己的推論錯在哪裡。希望這裡能澄清我的觀點。我不是說任何角度都不可以界定公司。我說資產負債可以界定，即是說財務與稅務可以界定，但作為生產組織就不能界定了。然而，無論奈特、高斯，及跟着而來對公司的性質有興趣的經濟學者，一般是從生產組織那方面分析公司的。
從生產組織的角度看，我認為公司可否被界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合約的選擇與這選擇帶來的代替，而捨無形取有形之手也重要。我今天也認為，從公司與公司之間的角度看生產競爭有不足之處。我們要改進，選取人與人之間或資產（生產要素）擁有者之間的競爭來看世界，而又要明白競爭與合作在基礎上是沒有衝突的。
離開「公司」這個大題目之前，我還要修改兩個比較重要的有關觀點。其一是公司或生產機構之內的管理有等級排列（hierarchy）。這是威廉遜（O.Williamson）看公司的重點。威氏是機會主義（opportunism）的中心人物，他選走艾智仁與德姆薩茨的路，把卸責歸納於機會主義而一般化。威氏對等級排列的處理，是監管的需要引起等級。我認為等級排列是因為在生產機構之內，好些生產要素──如工具、傢具、紙張、用地面積等──是公用的。有些機構把這些要素內部訂價，但不能全都訂價。公用的要素沒有明確的使用約束，會引起租值消散，而等級排列是把使用的權力界定，從而減低租值消散的浪費。這點第六與第七章會補充。
其二，高斯指出列寧（N.Lenin,1870-1924）認為一個國家就是一家大公司。這樣看沒有錯，而以公司的有形之手的推理來支持公有或共產制度最有分量。然而，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公司或生產組織，經理要靠無形之手（市價）的指引才用有形之手指導生產，而生產要素的擁有者有自由選擇合約的權利。
（《經濟解釋》之九十三；第五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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