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生物學家和科普作家StephenJayGould在一九八二年被證實患了胃癌，當然是晴天霹靂。他後來找到一本詳述胃癌的書籍，知道患者得病後平均享有八個月壽命。
Gould的精神反而重新振作，八個月當然是很短的時間，但那只是一個平均數，並非絕對，他有可能活得更長。結果，他活多二十年，較早前才病逝。
這件事在Gould的一部一九九六年著《FullHouse》有所披露，JohnWillinsky的《IfOnlyWeKnew:IncreasingthePublicValueofSocialScienceResearch》亦引用這件事來解釋社會調查的局限和它應該有效用。社會調查強調客觀和不應有價值取向，有關報告往往是大堆數字，如何解釋則由其他專家和學者自行決定，市民大眾完全處於被動。
JohnWillinsky認為這種情況是不理想的，社會調查應以公眾利益為大前提。這樣做不會影響調查的客觀性，像Gould這樣出色的科學家便會知道數字的表面意義和背後的意義往往有很大出入；但如果調查者一併詳列平均數後面的不同案例，一般人亦可能得到Gould的結論。只須在調查的設計和報告稍作調整便能符合大眾利益。再者得到大眾支持的調查，更能保證其客觀和獨立的角色，因為不用看有權有勢者的面色。
在香港，各類社會調查無時不在進行，但大多是服務商業利益的市場調查，其次是配合政府施政的調查，但這類調查往往只是用來支持政府的既有立場或既定政策，如港人內地所生子女人數的調查，並非以公眾利益為大前提。
在芸芸的調查中，消費者委員會做的可能是唯一符合公眾利益的調查。不過消費者委員會過往做的主要是產品安全這類無甚爭議的調查，在記憶中，近日所做有關超級市場貨品價格的調查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舉。換言之，有很多地方還須改善。
首先，香港是一個賺錢有理的地方，任何事情只要說是商業決定便能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因此，雖然消委會的調查證明超級市場貨品的價格，在連年通縮下，不跌反升，但卻似乎未能產生應有的反應。個別評論者更輕描淡寫地說超市加價，只是把過往減價戰的偏低價格調回至合理水平而已，又以超市自己公布的業績來說明超市其實無利可圖。
單靠數字並不足夠，消委會應進一步調查超市那種大小通吃的經營手法是否變成大而無當。超市曾經被發現賣過期食品，鮮果部更經常見到爛生果。超市是否已過度膨脹，因而造成浪費，而成本又轉嫁消費者，即使加價仍無利可圖？針對這方面的調查不但符合大眾利益，又可告誡超市守本份，更可讓小商販繼續生存。
馬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