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外流人才徵收經濟稅

向外流人才徵收經濟稅

時事評論員 洪清田

董建華重點提出人口政策問題,並把這個牽一髮動全身的問題交給曾蔭權「專題負責」,特區政府可能終於找到香港管治問題的切入點了。
人口問題由出生、死亡和流動三個因素決定。全世界的已發展國家與地區,都遇上人口老化的問題──結婚率與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壽命延長;青壯年「養」退休人士的比例不斷升高。美國、加拿大和新加坡,靠輸入優質移民填補人口缺口。香港也遇到低出生率和人口高齡化的問題,但香港只有權決定人口的數量,沒權對主要來源地選擇人口的質素。
本港低下層往內地結婚,成為特殊人物,回流香港,成為香港的基層。這是香港補充人口的最大來源地。近二十年,香港人口出現四大惡化趨勢──高教育階層的本地出生率下降、低教育階層的內地出生率上升,移出相對高質的五六十萬人、移入相對低質的五六十萬人。回歸後,出現兩個趨勢──經濟活躍的高質人口單向自由北上、經濟活躍的高質人口不能自由南下。
世界大都會都靠人口的自然流動。四周腹地的高質人口和高加值經濟活動,如「集水區」流入大都會,低質人口和低加值經濟活動流出。一千幾百公里直徑範圍的腹地,才足以養活一個大都會。香港隔着深圳河和一國兩制,加上高滙率和高成本,不能像倫敦、紐約和東京那樣與四周腹地自由調節人口和經濟活動。

改變稅收結構性失衡
現在特區政府的「人口政策」,環繞着以政策和基建打通一部份香港與內地的自由流動,吸引經濟活躍的高質人口和經濟活動入港,輸出低質人口。這些恐怕都非上策。隔着深圳河和一國兩制、高滙率和高成本下,這些政策每一步都牽涉極廣、問題太複雜,千辛萬苦動了一點,卻牽動更大問題。
香港人口政策的上策是在稅制上動新思維,向港人徵收外流的經濟活動稅。香港的人口問題、經濟結構轉型和財政結構性赤字,集中反映在稅務的結構失衡──製造業和服務業北上,香港不能對這些經濟活動徵收稅收,他們卻可回港享受公共設施及福利(包括交通失事回香港公立醫院);隨着香港經濟萎縮,稅收陷入下降軌,香港的開支不能減少,只能繼續增加。
現在東亞、東南亞和中國繞過香港,直接進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系統,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中西交流的活動場地在內地。香港的經濟活動被內地取代和吸納是不可逆轉的了,如果沒處理好稅收的結構性失衡,香港的人口、經濟、就業和政治及社會結構性失衡,不論投下多少資源,都只會繼續惡化。反之,如能處理好稅收的結構性失衡,人口、經濟、就業和政治及社會結構性失衡便一順百順,原有的負面因素可能一一變成積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