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區法院日前判定十六名法輪功學員阻街罪名成立，每人被罰款千多元，當中九人更被裁定阻差辦公罪及襲警罪名成立。此案是首次有法輪功學員成功被檢控，當中包括外籍法輪功學員，惟政府帶有政治性檢控，以及法庭對《基本法》賦予的公民權利的理解，實在令人齒寒。
香港人權聯委會主席 何喜華
是次不公的裁決，源於律政司不恰當地引用阻街罪進行檢控。阻街罪在數十年前設立，原意是對付街上無牌小販、乞丐或企街妓女，而非監管遊行集會人士。奈何現在卻淪為當權者限制公民行使集體自由的工具，與訂立原意相悖，條例本身亦不合時宜。再者，示威人士在進行和平集會期間，突被警方無理拘捕，反抗亦是合理不過，卻犯上阻差辦公罪及襲警罪，試問又有甚麼人權可言？
警方建議利用與原意相悖的法例進行檢控，責任必然在律政司身上。若然當日示威人士並非法輪功學員，而是支持一共一黨專政，或反對台獨的人士，律政司又會否同樣進行檢控？警方表示因收到中聯辦投訴才採取行動，可見檢控出於政治考慮，用意昭然若揭。
雖說法庭也受法例限制，惟裁判官對《基本法》及《人權法案》賦予的公民權利的理解亦欠公允。裁判官指被告靜坐要令其他行人「兜少少路」，加上附近地盤展開工程，因此認為被告拒絕離開會阻礙行人，漠視他人公眾利益；然而，是次示威人士靜坐的位置是正面向着中聯辦的門外，而該段路面寬達三米，示威人士只佔據其中一米路面，該地亦非人流密集的街道，市民應可作合理遷就。反之，警方在路上架出近十米長鐵馬架，才是真正阻街，阻礙市民出入。
誠然，沒有人會反對世上無絕對的自由，但裁判官對集會自由的理解，實過於狹隘。因為公民權利必須在他人容忍及包容的情況下才得以行使，若連基本的合理遷就也沒有，還有甚麼人權可言？譬如市民站在街上等候朋友，其他市民自要繞道而行，豈不是隨時會被控阻街？再者，舉行遊行或集會，總不免佔據部份街道，或會影響商舖及途人；早前數萬公務員反對立法減薪上街遊行，警方豈非可以馬上終止遊行，起訴他們全部阻街？
裁判官在庭上更一面倒地完全接納控方警員的證供，高調認為警方在處理事件時，極富同情心及忍耐力，認為有錄影帶作證，被告不容抵賴。然而，裁判官忽略了警方使用攝錄器材的原意，是確保集會順利進行，而非作為檢控的證據，攝錄只會嚴重干擾集會人士行使公民自由。法庭沒有仔細思考審度《基本法》賦予的公民基本權利，單純以警方片段作證，實難令人信服。
此外，由於深諳案件涉及政治因素，因此裁判官在宣判時亦強調判決並無政治考慮，就算當日人士是在耍太極，法庭一樣依法裁決他們阻街。法官欲說明一視同仁，但卻教人更加膽戰心驚；原來普通市民不在街上示威，只是在耍太極也會犯下阻街罪，還有甚麼自由可言？
當局有必要修訂阻街罪，並須在檢控時詳細闡釋阻街罪的適用範圍，避免法例淪為鏟除異己的工具，行使憲法權利的人成為討好中共政府的祭品。
是次政治性的檢控及裁決，已引起外國媒體及領事廣泛關注及批評。特區政府如何在條文中鑽空子，以及法院引用對公民自由的狹隘理解，足以成為國際笑柄。特區政府對法輪功事件的態度，已與中央口徑一致地指向法輪功，進一步反映一國「一制」已成功在本港落實，所謂一國「兩制」亦可謂名存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