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筆者上周二拙文《「誠信」餘話》，有讀者在網絡留言：「李先生不必澄清甚麼，市民清楚明白司長及局長做過甚麼、企圖做甚麼，以及打算怎樣收科。你的感想，和一般市民無重大分別，就是司長和局長在設法卸責。你的指摘較溫和，而市民的要求是司長或局長要引咎辭職，較嚴峻。」另一留言：「你的批評實在太溫和了，所謂問責制，一早便擺明是特首集權制，不能對此寄甚麼期望。」
對於筆者連續幾篇文章，試圖推動特區政府循化解對立的方向去解決當前香港的危困，有讀者在網絡留言：「另一條路，董伯伯不會走，也不肯走。香港只會繼續兩極化，在紛紛擾擾中度過經濟困局。港是會議實在是幻想。」另一留言：「董伯不會走另一條路的，他其實一直搞分化，孤立民主派和批評政府的人，港是會議無疑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將這些留言引錄，是因為閱讀報紙的人多不會看到網絡留言，而這些留言也說明香港社會的兩極化確實已相當嚴重，以致筆者的批評也被指為「太溫和」，而筆者企圖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也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但筆者必須承認，證諸董伯過去五年的表現，說筆者的提議是「幻想」，確是錯不到哪裏去。其實筆者也知道實行的機會極小，只是抱着對香港走出困局的一線希望而提出來吧了。若不走港是會議的路，又該怎麼辦？
董伯過去五年的政績，從市民獲益的角度確實是乏善足陳，但從中央自一九八四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以來一直千方百計壓制香港的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董伯的成就可說極大。
他首先在已實現全面直選的區議會，摻進了委任議席；然後用「殺局」來毀掉市民以直選參與的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這兩下手段，使民主黨的少壯派失去了參政空間，造成了黨內分裂。他又在所有的諮詢架構中盡量排除民主派的參與，他本人更漸疏遠民主派人士，以致民主派對施政的影響力大大萎縮。在「殺局」、公務員體制改革、問責制的推行方面，他也完全拋棄過去港英時代，推行較重大的政制改革均通過廣泛諮詢，以「綠皮書」、「白皮書」收集民意的辦法，盡量壓縮市民的參與。因此，董伯執政五年，絕非循序漸進地推動民主，而是循序漸退地砍殺民主。
今天，要特首伸出手來，邀請各不同政見的意見領袖共商「港是」，無疑是要他走回港英時代不斷擴大市民參與的老路。對董伯來說，真是椽木求魚。但除此之外，筆者也想不出甚麼辦法，可以紓緩社會的兩極化對立，可以讓香港走出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