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九日，中國最後一個「諫官」，以天下為己任的老一輩知識分子陶百川在台北溘然長逝，享年一百零一歲。急遽變化的台灣社會，正忙於獨與非獨的口水戰，對這位為台灣的自由、民主奮鬥了大半生的長者之逝，只有幾聲哀悼，很少人再談他的功業。至於中國大陸，知道陶百川的人就更少了。
筆者不知道陶百川是不是他的本名，只是王陽明在《祭吳東湖司空》中說：「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百川」正是指百折不回的長川逝河。用這段話來形容陶百川之一生，應很適當。
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過去數十年有過兩種主張，一種是體制內改革，一種是改革體制。所謂體制內改革，即在國民黨的專權統治下，在國民政府的既有體制內，推動向自由、民主的方向改革。所謂改革體制，是認為既有體制必須徹底改換，換成民主的體制，台灣才有前途．早期的雷震殷、海光、李萬居，後期的康寧祥及以美麗島為主流的「黨外」，主張改革體制，過程中不少人作了犧牲，而最後終以成立民進黨而實現了民主化的政黨政治。
然而，在威權政治時代，改革體制，還須體制內改革予以配合推動。陶百川、余紀忠以及沈君山等人，就是體制內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其中，又以擔任監察委員數十年的陶百川，可說是在台灣的民主化中，無役不與。他曾極力主張「緊縮軍法審判」，對警總「自動偵查」的行動提出糾正。他曾詳查孫立人案，做成調查報告，直指事件源起於軍中「留美派」與「黃埔派」的鬥爭，只是這份文件當時因政治因素被扣住沒有公開，直至民主開放後，才得以面世，留下歷史見證。他為當時以言論賈禍的《自由中國》撰文，主張即使「解嚴不可以，戒嚴的範圍也應該縮小一點」。一九五八年，他在監察院就主張開放報禁，儘管台灣的報禁，在三十年後才解除。
筆者過去主編《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期間，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一直追蹤報道，回想起來，在台灣民主化的每一個歷程中，陶百川總是在國民黨體制內居間溝通，為黨外人士向國民黨高層進言。美麗島事件發生時，他為受刑人奔走辯護；《中國時報》因美洲版的自由言論而受到國民黨保守派壓制時，他撰文支持余紀忠；民進黨組黨前夕，他更是勸喻國民黨高層予以忍讓，而起了關鍵作用。
最近十來年，台灣民主化了，陶百川反而很少發聲。也許是他年紀大了，也許他自覺已失去了威權政治之下的「諫官」的位置，他也不想附和新的當權者。不過，據他的兒子陶天翼說，父親晚年仍希望中國大陸好好推行民主政治，兩岸才可以和平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