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禎兆
相信每一個對出版有興趣的行內或行外人，都一向對日本市場有羨慕之情。他們坐擁一億多的人口，每年的市場營業額高達二兆五千億，又怎教人不垂涎？而且那不僅是從金錢着眼而已，因為市場龐大，由是分流的小眾市場也同樣可以並存，所以才可保持日本書刊於文化上的活力，連我們的利志達以及進一步的《回歸分子》都可吸納譯介，可見他們的趣味是何等寬廣。
只不過在看罷小林一博的《出版大崩壞?!》（台北尖端）後，大家的樂觀仰慕情致或許都需要重新調整。作者指出日本的出版界的營業額已連續四年減少，一萬家書店歇業，而且有大量的出版社倒閉或易手，連一度聲名大噪的GomaBooks也難逃厄運，甚至連龍頭大哥講談社及小學館都開始出現虧蝕的狀況，實在教人憂心。他認為高出版率（一年發行的新書高達六萬五千種，平均每天可有二百本新著出現），和員工薪酬過高是拖垮行業的關鍵所在。
當然以上兩端都不過為病徵的顯現，真正的毛病自然有更複雜的結構性因素。出版社之所以不斷要出新書，一方面固然已無法正確預測哪一本會成為暢銷作，近年的日本出版神話《五體不滿足》創下七百萬本的紀錄，但原來初版時不過為六千本而已。既然失去確認市場的能力，惟有以漁翁撒網的方式碰碰運氣。
其次是日本的書籍行銷制度是行委託代銷制的，書店在委託期間會將賣剩的書退回，而發行商又再退回出版社結帳；但由於發行商和大出版社之間一向有隔月結帳的行規，所以在目前退書率竟可高至百分之七十的不景氣下，不少出版社便收了「支付過多」的金額。為了填補差額，惟有不斷推出新書來補償，形成嚴重的惡性循環。
因為不合理的行規而拖垮整個行業的例子其實屢見不鮮，情況就和香港的建築業相若，堅持成規的難移無疑為抱殘守缺的思維，結果只有拖至人仰馬翻車毀人亡才會告終。當然潛藏背景是整體的經濟狀況處於嚴峻境地，泡沫經濟的破滅令以往未曾顯露的問題也浮現出來，教人不得不正視結構性的根源困局，這一點顯然是日本與香港所共同面對的迫切課題。
至於員工的薪酬偏高，作者歸咎於出版業的情報資訊一直不太公開，令問題一直被掩飾下去，到一朝無法再隱瞞才夢醒破滅。
事實上，在掩飾的過程中，不少人都是為了既得利益而刻意唱好，但諷刺的是愈不肯正視問題的資方，往往就是最快倒閉的行家。這種假大空的行政方針，我們在刻下的香港可謂無日不見，由何志平高論香港「無大病，只有小病」（還沾沾自喜以為妙喻！），到所有的官民衝突都大而化之為不影響運作命脈（政府VS公務員），都是並時性的同步翻版。
是的，所以愈看愈教我心寒，它目前仍可算是遙作警惕的喪鐘，但彷彿只要把書名稍作更易（《香港大崩壞?!》又如何？），便可成為我們的墓誌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