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香港社會已形成的政治對立與分化，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是特首董建華目前所走的道路，即由他通過行政會議與高官問責制，掌控絕對的行政權和立法權，拒絕與反對派合作，只是一味讓問責高官去爭取民心、民意，尤其是讓他們不斷做騷，上街抱小孩，與市民握手，爭取曝光率，以此來拉高民意支持度；而另一方面則是反對派、對立面繼續在所有問題上對特首和問責高官千般挑剔，稍有事故即大肆抨擊，苛求問責高官挑起責任，而對當前社會上嚴重的經濟問題、失業問題，他們只會向特區政府施加壓力，而不會提出建設性意見，因為即使提建設性意見也不會被重視。這條路是一邊好官我自為之，一邊吵個不休，對真正困擾社會的問題，既無空閒也無社會共識去解決。
另一條路是本周一《論壇》版黃志偉的建議，即仿傚當年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的模式，召開「港是會議」，將社會上各個界別、各不同政見的意見領袖集合起來，共同商議眼前的社會難題。須知道，少數精英固然應重視，但「三個臭皮匠，抵得上一個諸葛亮」，更重要的，是由不同界別、不同政見的意見領袖商議出來的共識，在社會推行會更為順暢。
然而，要走第二條路，必須先排除一個重要障礙，這就是在「一國」之下，因中共長期對敵鬥爭而產生的「敵我意識」。
「敵我意識」最明顯的表現是「鍾庭耀事件」，當時與北京有密切聯繫的吳康民、徐四民、鄔維庸以及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報，都一致認為是「政府掌權人士」的倒董陰謀；直至最近，政協副主席霍英東還指摘「在鍾庭耀事件上，有甚麼理由從澳洲請人來做公證，來評定事件呢？」於是，連港大校董會主席楊鐵樑以及「手袋黨」、「BT馬房」等全部「前朝精英」都被視為敵人了。一些媒體與輿論，因為支持那些堅持自由、法治、人權價值觀的官員，也被視為有背景、有陰謀的敵人了。處理公務員減薪，也先假設公務員工會是對立的團體，故要先立法以掌握勝算，而不是如南韓政府般先與工會商量。
正是受這種「敵我意識」影響，董伯和特區政府就成為製造社會對立與分化的始作俑者。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的組成，以及頒大紫荊勳章給楊光，都說明董伯要依靠傳統左派，而以「受前朝遺毒影響」的人士為打擊、孤立的對象。
堅持敵我界限分明的路線，可以為香港解困嗎？過去幾年的經驗已證明只會使社會的對立與分化愈嚴重，而特首與特區高官的民望也愈趨低落。只有走第二條路，即董伯消除受中共影響的敵我意識，主動向反對派伸出手來，邀請他們共商「港是」，才能真正為香港解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