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制的出台，即使原意是好的，但由於出台的過程太粗糙，既沒有充份諮詢也沒有給足夠時間予立法會審議，加上行政會議的組成擺明是要掌控立法會的多數，因此而造成市民、民主派議員和主流傳媒對問責制不滿，並轉而對問責高官的要求趨於嚴苛。對於初涉官場的問責高官來說，這可能不太公平。但這是董伯和特區政府的舉措所造成的。董伯和問責高官不能怪有關議員和傳媒玩「針對」。
政治和社會造成分化與對立的另一原因，是董伯自以為通過行政會議而掌控了立會的多數，因此對民主派和認真議事的議員缺乏尊重。最明顯的例子是在七月八日立法會的答問大會上，董伯對單仲偕議員關於失業率的提問竟然發火，說對方「得個『彈』字無用，要想辦法才行。」其後何俊仁議員提醒他，去年十一月民主黨曾給過他一本建議書，其中單是改善經濟和就業率的建議已不下五十項，問董有沒有看過。董的回答是：「沒有細讀，只是『立過』（「翻過」之意）。」這說明董以「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態度敵視反對派，連對方建設性的意見也懶得細看。
因此，第二屆特區政府組成後，政治與社會的分化是更嚴重了，形成了兩陣對立的形勢。溯本追源，董伯和特區政府應負主要責任。董伯與第二屆政府說要有新思維與新作風，「新」在何處呢？我們看到的只是問責高官不停地在媒體曝光，與特區政府製造出來的對立陣營爭取民心、民意。
然而，縱使拉到一些媒體為特區政府、為問責高官說話，那又怎樣呢？這難道是治理好香港、為香港謀求更好未來的根本嗎？
我們看到一九九八年，南韓在金融風暴的摧殘下，經濟陷入極度的困局，當時南韓人民排隊獻出自己私有的金飾，以助國家解除危難。當時的南韓政府也與工會領袖商量，是否同意通過立法，予資方以解僱工人的權利。工會領袖也從維護大局出發而同意了。再看香港，目前也處於經濟危困之中，市民深受失業威脅，青年更因「雙失」而前路茫茫，但社會卻不但沒有共體時艱的共識，反而愈趨分化與對立。這種情形真使人痛心，也讓市民對未來倍感失望。難道民主派及認真議事的議員、主流媒體、社會輿論是董伯與問責高官們的敵人？難道這些人有甚麼陰謀？難道董伯與問責高官們又是民主派議員和主流媒體的敵人？為甚麼我們不能把過去造成對立的恩怨一筆勾銷，共同來設法讓香港走出困局呢？
因此，筆者衷心希望，特區政府好好考慮本周一「論壇」版黃志偉的意見，召開一次「港是會議」，共同商議眼前的社會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