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固然受二千多年專制政治與科舉制度的影響，有崇拜權勢的一面，但也有少數知識分子，繼承先秦儒家「見大人則渺之，無視其巍巍然」的精神，有不畏權勢的一面。到宋代范仲淹提出願效烏鴉報凶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並提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對少數知識分子也有一定影響。
近代中國，繼承「寧鳴而死」這傳統的，有「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而發出振聾發聵之革新言論之梁啟超，有新文化運動時代的陳獨秀、胡適、魯迅。過去幾十年的台灣，則有雷震、殷海光、陶百川，以及李敖、柏楊等人。到八十年代初，威權政治的控制稍見鬆懈，則一大批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薰陶的知識分子也蜂擁而起，為台灣與中國的未來慷慨陳言。他們都表現出不畏權勢的氣概。
但中國知識分子較少「不畏群情」的歷練，原因是專制政治一直控制言論，使知識分子只是一味想着要突破威權控制。專權政治使他們坐牢，讓他們噤聲，但他們在同儕、學生、親友中仍是十分受尊敬，他們自己也對所遭受的待遇甘之如飴，甚至安然自得。
毛澤東看透了這一點，於是他採取了「發動群眾」的辦法，來對敢言的知識分子予以迫害。使知識分子不僅在生活上吃盡苦頭，而且在同儕、學生、親友甚至子女中也抬不起頭來，人格受盡凌辱。知識分子可以「不畏權勢」，但在群情洶湧之下也就有理講不清。因此，毛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可以說連「不畏權勢」的知識分子的聲音都不多見。
西方在文藝復興後，知識分子基本上有「不畏群情」的傳統。法國哲學家沙特認為，光有知識不能稱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還應該在社會上發出反潮流、對政經社問題不斷批判的聲音。美國作家賈克比（RussellJacoby）認為，「公眾知識分子」的定義是：能經常以清楚的頭腦與清晰的語言文字，向社會剖析大家關切的各種問題。這種知識分子不一定是學者，他們的分析也不應流於學院派的枯燥與繁瑣，但必須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他們以在媒體發表一針見血、人人明白的言論而發揮影響力。不用說，這種知識分子絕非「人云亦云」、被群眾情緒主導之輩。
然而，沙特逝去，蘇聯解體，全球化加上庸俗化媒體氾濫的趨勢，「公眾知識分子」在西方已瀕臨絕種了。至於台灣、香港，更是潮流代表一切，政治正確代表一切，就算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知識分子，恐怕也只落得「迂腐」之名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