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台灣，社會處於一個在威權政治的壓抑下，自由、民主的力量正要破繭而出的時代。美麗島事件後，老一輩知識分子陶百川為受刑人奔走辯護，被當時的情治單位封為「四大寇」的四位知識分子──胡佛、楊國樞、李鴻禧、張忠棟仗義執言，海外著名的人文科學學者也予以呼應。威權政治的壓力稍有鬆懈。這時候，《中國時報》以「為陶百川八十歲祝壽」的名義，召集了十九名敢言的學者，在宜蘭的棲蘭山莊舉辦了一個名為「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的研討會。會中的主要議題，圍繞着如何落實民主、如何促使政府回歸憲法，以及如何形塑未來的公民社會。十九名知識分子，包括余英時、胡佛、林毓生、李亦園、楊國樞、黃榮村、許倬雲、張灝等人。他們都懷抱着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想要建立一個政治民主、經濟均富、社會開放的「台灣模式」，並以此來影響中國大陸，從而根本解決兩岸問題。
聚會時適逢颱風而停電，學者在風雨聲中秉燭而談，更增「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凝重氣氛，並為各人留下深刻印象。
研討會的論文，原擬出版作為陶百川的祝壽文集，但因觸及的問題太尖銳深刻，當時衡情度勢未能出版。終於，二十年後，在陶百川百歲誕辰後，於七月二十六日，這本二十年前的論文集出版了。《中國時報》再邀約「棲蘭之會」的多名學者，在中國時報的報社重新聚首，並舉辦了一個由許倬雲主持的研討會，追溯台灣二十年的發展，並作出反思，希望能對台灣眼前沉悶的政經社種種面向尋找新的學案。
然而，參加「棲蘭再聚」的知識分子，儘管對當年推動政治、社會的改革仍持肯定的態度，但對台灣的現況卻有更多憂慮。民主，是有了，但林毓生說，這是「民粹的民主」，而不是「憲政的民主」，落實民主所需的諸多基本法治條件，大部份都是殘破不全的。社會也開放了，但每天Call-in節目不是理性地談問題，而是「愛台灣」或「不愛台灣」這種感性的因省籍、族群而衍生的無謂的爭吵。
二十年前曾寄望以「民主、均富、開放」的台灣模式來推動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楊國樞，說他現在「根本講不出口」了，因為台灣政治、經濟、文化都在倒退，「現在講民主，人家覺得你迂腐」。
台灣族群政治的發展，使政治以族群歸邊，知識分子在「中國與非中國」之爭中，也有「時不我與」之感，覺得沒有對政經社問題着力之處了。這一群自稱「廉頗老矣」的知識分子，大部份都不會再在媒體前慷慨陳言，「棲蘭之會」也許只是一段美好回憶罷了。
筆者曾在台灣講過，「不畏權勢」，很多人做到了，但知識分子還應該「不畏群情」，而「不畏群情」似乎比「不畏權勢」更難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