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蔡子強
在高官問責制下，公務員都希望見到一些與他們榮辱與共，同舟共濟的上司；市民亦希望見到一些遇事敢於挺身而出，勇於承擔責任，光明磊落的政治領袖，而非一有任何風吹草動，便急忙與下屬劃清界線，置身事外；甚至棄車保帥，「大石責死蟹」的政客。
一次由港交所不良股份除牌建議引發的小股災，觸發本港一場政治風暴。
原本政府的危機管理可說值得一讚，當上周五出現小股災，政府於周日便當機立斷，勒令港交所和證監會暫時撤回有關建議，令股市周一復市後回穩。相比起當年「八萬五」，樓市崩圍，但董建華卻拖延了近三年，今趟政府的危機管理，見到明顯改善，這可說是問責制下的一大進步。
但同一時間，問責制亦暴露了其不足，政府由得分變作失分，轉捩點是星期一。當天早上，梁錦松會見記者，一方面辯說港交所推出文件前，沒有知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另一方面，則批評港交所考慮欠周，低估市場反應，並說政府會看看是否有人需就此負責。
事件另一主角馬時亨，在出席商台「烽煙」節目時，多番強調，諮詢文件出街前，他從未看過有關文件，當記者提及是「政府的諮詢意見」時，他亦馬上糾正是「港交所的諮詢意見」，企圖劃清界線。從中可見，兩人不約而同（又或是否真的不約？）都想把責任推卸給港交所。
當天筆者接受訪問時，便指出這些說話純屬「文字遊戲」，兩人說事先未有收到諮詢文件，究竟是「狹義」下，抑或是「廣義」下的意思？他倆能否斬釘截鐵地說事先「絲毫不知情」？結果在周三立法會的特別委員會裏，證實筆者不幸言中。
到了周二，鄺其志與馬時亨會面後，怒氣沖沖地離開，兩人討論過些甚麼，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同日有政府財金高官與記者私下召開「吹風會」，游說傳媒，說政府事件中並無責任，並把矛頭直指鄺其志。另外有「政府消息人士」甚至向報章放風，說政府高層內部已定調，今次事件的「罪魁禍首」是港交所總裁鄺其志和證監會主席沈聯濤，尤其是鄺只能選擇引咎辭職，或明年三月不獲續約。剎那間，政府加入這一場輿論聲討戰中，「為民請命」的一方。但問題是有些政府高官自以為精於計算，擅長駕馭政治形勢，但有時卻忽略了物極必反的道理。
到了周三，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委員會，了解除牌事件，有記者朋友打趣以「絕地反擊」來形容鄺其志的處境。果然，鄺披露了很多事前未曝光的敏感資料，包括港交所與證監會就除牌股價曾作多次磋商，他更有意無意間指出，自從七月十七日起，報章已就除牌建議甚至股價，陸續報道，暗示政府官員無理由對此一無所知，結果亦真的有議員就此對馬時亨窮追猛打，迫使後者和盤托出，到了他再承認事前有收過證監會的備忘和撮要後，情勢便「兵敗如山倒」，任他如何祭起「三重架構」及「負上一定責任」兩道擋箭牌，給人的印象也只是負嵎頑抗而已。
現時的疑問只剩下：究竟之前口口聲聲說事前未收過文件的阿松，是否也如馬時亨一樣，是完全知情的？之前所玩弄的，只是「文字遊戲」？
歷史告訴我們，很多政治風暴最後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起因都是一些小事，事件本身反而沒甚麼大不了，倒是當政客為了遮醜，不惜百般推委，甚至以一個謊言掩蓋另一謊言時，把從政者最重要的資產「誠信」押上了，尼克遜的「水門醜聞」如是，克林頓的「萊溫斯基醜聞」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