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價格」向「世界價格」衝擊，香港可說是首當其衝。
最主要當然是港幣與強勢貨幣美元掛鈎的緣故。當人民幣自九一年到九五年策略性貶值百分之五十七之後，間接造成亞洲各國貨幣於九七年七月起紛紛貶值，但港幣卻仍維持與美元的聯繫滙率，於是使香港成為亞洲高價格、高消費的城市，完全失去了價格競爭力。次要原因是香港鄰近中國大陸，工業和服務性行業的後勤部份可遷往大陸，市民往大陸消費也極為方便，因此，「中國價格」的衝擊就不僅是產品價格的衝擊，而且是勞動力市場和消費市場的衝擊。
概括香港過去幾年經濟的衰蔽，「中國好」實是「香港不好」的主因，而絕非董伯年年念叨的「中國好，香港好」。
在低價、薄利的持續衝擊之下，香港消費市場向兩極分化。一方面，富豪飯堂、名牌專門店、連卡佛，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另方面則有大量食肆、百貨公司若不是紛紛結業，就是價格不斷下調。街頭的「十元商店」愈開愈多。而且，根據台灣「十元商店」向結盟系統的發展，香港也有可能形成「十元」連鎖店的局面。中型食肆的低價未算低，六元一籠蝦餃，將與富豪飯堂三十元一籠蝦餃並存。
香港的勞動力價格也受「中國價格」的衝擊。除了大量工種已移往大陸之外，每年五萬多的新移民，和來自中國的專才，也迫使香港勞力價格不斷下調。
董伯在就任第二屆行政長官的演說中說，「香港營商成本已經顯著下降」。但照目前的樓價、舖租以及工資水平來說，與「中國價格」競爭，仍嫌太高；在香港經營薄利、低價的商戶、食肆，仍然極為困難。再加上近年新增的排污費、強積金、營業成本相對於消費價格下調來說，只能說是上升，而不能說是下降。
面對「中國價格」的衝擊，一些先進國家已出現反全球化、反薄利傾銷的聲浪，自一九九九年開始，各先進國家不斷爆發反全球化的示威。為了爭取工會支持，美國政府極力主張在世貿協定中加入勞動和環保標準，俾能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成本，以減緩美國企業面臨的成本競爭壓力。另方面，一些企業則不斷朝創造價值的路走，務求以創新產品和優異服務來與低價產品抗衡。
香港特區政府，面對「中國價格」的衝擊，多年來都顯得束手無策，董伯還一直做着「國家好，香港好」和「營商成本已顯著下降」的美夢。香港人怎不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