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欄：周末絮語 - 李怡
中銀上市，找渣打銀行做策略性投資者，而長實、新地、恒地、恒隆、信置五大財團均表示會入股中銀，個別財團更表明投資額不會少於渣打銀行。
投資有多種。除了因經濟回報而投資之外，還有一種政治投資──即因政治需要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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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通過的《反恐條例》規定，普通市民若不舉報「懷疑是恐怖分子的財產」，會被控入罪；媒體若發放「虛假恐怖襲擊的消息」，也會被控入罪。
懷疑而不報，有罪；報假了，也有罪。這等於要「市民代替偵緝人員，去查證恐怖分子的活動，並予以證實，才得以免罪。法之荒謬，莫此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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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力量網絡批評問責制實施至今，有四大問題：一、問責局長與公務員分工不清；二、公務員政治中立未清楚確立；三、缺乏問責局長的副職安排，當局長請假時要其他局長「橫調」署任，結果出現個別局長「身兼三職」；四、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既要推銷政策，又要兼顧同僚，角色混亂。
「模糊不清」本就是董伯施政的特點。反正問責高官與各高級公務員大家去捉摸行事就是了。「八萬五不存在」不就是明顯例子嗎？
中聯辦主任姜恩柱說，中央會幫助香港恢復和發展經濟。除了放寬內地人士來港旅遊消費之外，董伯在競選連任期間，還說會制訂人口政策，吸收大陸專才來香港。
聽起來，像是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水平與人才資源都遠遠超過香港似的。 ※
香港失業率再創新高，達百分之七點七。與此同時，民政局又創造了「雙失」青少年這個新名詞。「雙失」者，失業與失學是也。據報道，「雙失」青少年佔同齡青少年十分一。
回歸後，董伯施政屢創新名詞，「八萬五」、「負資產」，現又有「雙失」。從一個人的生命來說，最恐怖的事無疑是青少年時期的「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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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在《明報月刊》七月號撰文說：「現在香港存在一個大問題，就是：香港不少官員對於回歸這個現實，沒有相應地調整自己的心態，明白回歸是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來。明顯的一個例子，就在鍾庭耀事件上，有甚麼理由從澳洲請人來做公證，來評定事件呢？」
筆者認為，「沒有理由」的事情還有很多，比如，為甚麼要請海外法官參與審案？為甚麼不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為甚麼終審法庭不設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