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者的使命，是竭力拯救生命。那年從象牙塔走進真實世界，我就是抱着這個簡單而清晰的信念。
卓伯七十五歲，是退休國畫老師。我接手照顧他時，他已被診斷出末期肺癌，並轉到一所療養院終老。
每星期我到療養院巡兩次房。卓伯主動地告訴我哪兒不適，我盡力調校藥物減輕他的痛苦。有天臨走時我多問一句：「還有甚麼可以為你做？」
「結束我的生命。」他平靜地說。
「這是不可能的。」我說，接着我嘗試開解他，讓他明白生命中每個階段的意義。卓伯很有耐性，用心聽完我的長篇大論。
「家人和我都準備好了，」卓伯說：「我天天躺在這裏受苦，對誰有好處？對你有意義的東西，不一定對我有意義。」
我不懂回答。
之後去巡房，我沒有再打開這個答題。他還是會告訴我哪兒不適，我亦努力解決。
卓伯去世前三天，氣若游絲地在我耳邊說：「我的一生，過得相當滿意；就只有這兩個月，是多餘的。」
我替卓伯簽死亡證時，不斷反思：那兩個月真的是多餘嗎？我看不然，他至少改變了我，由肯定變得不那麼肯定。